《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上自西周初期,下至春秋中期,历时五百多年，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孔子开始，《诗经》被一代代学者张扬为儒家经典，汉初它更被朝廷立为官学。作为一部经学典籍，它对古代中国发挥了巨大、持久的影响作用。而从文学发展方面看，它的成就和意义更是极为卓著的！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诗词歌赋、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

        同时，《诗经》也确立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品格，开创了言志抒情的传统。古人强调“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高度概括了诗歌表现思想感情的特征，“言志”与“抒情”不能截然分开，“言志”的实质就是“抒情”，古代采诗就是借以察志观情。文以叙事说理，诗以言志抒情，这种大体分工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诗经》总体属于一类抒情诗。无论抒情诗或叙事诗，都强调内在的韵律，情感的消涨。汉乐府诗以叙事见长，建安诗、南北朝乐府诗、唐代杜甫、白居易都有叙事诗，同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说明诗经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中国诗歌以抒情诗居多，估计大部分是受诗经的影响吧。

        《诗经》奠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方法，即赋、比、兴。南宋诗人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在《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相辅相成，构成了这部伟大的结晶。《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赋的手法不但成为后世诗文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彪炳一代。比、兴之法影响尤为深远，它开辟了后世文学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诗经》对后世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也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诗经》也极具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政治类诗中，有些诗歌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大、小《雅》中的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经》不仅表现战争、徭役给广大人民造成的巨大影响，而且还表现劳动生产以及劳动者的生活，在《邶风·击鼓》这首诗中，十分完整详实地描写了一位出征士兵思乡思亲的心情，这是“战争与爱情”题材古老精炼的版本。尤其是诗中第四节的一段回忆往事的诗句，“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已成为千古流传的坚贞的爱情绝句。无论何时读到这十六个字，都会使人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让人忘却世事的功利纷争，去挽思这执着永恒的感情，说明了常年征战对当时百姓生活的不良影响，使社会、家庭时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更加导致社会整体秩序的恶性循环。因此，《诗经》也奠定了中国诗歌史的现实主义传统。

        总的来说，《诗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关注现实、面向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当然还有抒情言志，赋比兴的写作品格与手法，这些无疑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诗经》对我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古代史料。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