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往往要经历上百次考试，读书的时候有半期考试、期末考试、升学考试、毕业考试，参加工作后又有各种职称考试、执业资格考试……对一般人来说，考试考了就过了，也不会留下什么难忘的记忆，但对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人来说，内心深处，却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关于考试的记忆。
（一）充满期待的一次考试
这是我在农村当知青时的一次考试。1973年4月，传来了全国大学、中专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当时宣传的是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学校录取”方式，知青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四处寻找教科书，积极复习准备应考。六月底，全县一千多知青（包括回乡知青）集中在县城城关中学参加了考试。开始分语文、数学、政治三科进行，作文题目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写“战天斗地”方面的内容，我自拟了一个副标题——日记二则，写生产队打隧道引水的事。写得还算有几分文采。走出考场，我自我感觉非常好，各科都考得不错，即使考不上大学，读个中专应该没问题。事实上我的确考得不错，据区里参加阅卷的老师回来说，十六考场有个考生的作文写的是一篇日记，得了满分。我知道，肯定是我写的，我禁不住开始憧憬美好的校园生活。然而，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将我的校园梦撕得粉碎。
（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此时，我已离开农村，回城参加工作了。这次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招生对象是具有高中学历（包括同等学历）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招生对象包括具有高中同等学历，而“高中同等学历”又无具体的标准，因此就变成了由自己衡量，哈哈！只要想报考者，当然会认为自己具有“高中同等学历”哟。于是，我以“高中同等学历”的资格报了名。
当年报考也分文理科，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历史、地理合并考试，各50分），理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物理、化学合并考试，各50分）。我没有学过物理、化学，所以只能报考文科，填报志愿时根本不知天高地厚，第一志愿填的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填的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考试时间是12月初，从报名到考试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白天还要照常上班，否则会被认为是态度不端正。当时也没有什么《考试大纲》，连课本都很难找，最多的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手抄的试题：什么《北洋大学1936年招生考试数学试卷》、《北京大学1955年招生考试数学试卷》……真伪难辨，大家也不问其真假，拿到就做，权当模拟考试。
考试前一天，不知怎么搞的，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想的都是七三年参加考试、在农村自学的情景，直到凌晨四点左右，才勉强入睡。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到设在重庆三十九中考场。上午考语文、数学，下午考政治、史地。走出考场，远远看见父亲在校门口等我，事先我并不知道父亲会来，我知道，父亲对我参加高考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自我感觉发挥得不好，心里很难过，父亲也不多问，默默地与我一道回家。
12月下旬，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考了238分（语文66分、政治60分、数学44分、史地68分），虽然超过了录取线58分，但距离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这样的重点院校还是有差距的，录取基本上是无望了。一月底，南岸区招办来电话通知我到区招办去一趟，公司离区招办不远，几分钟就到了。区招办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问我愿不愿意调剂到重庆第一师范学校高师班政治系。我向招办的同志提出，能不能换一个专业，比如中文、历史、地理，甚至数学。招办的答复是肯定的：不行！我的答复也是肯定的：不愿意！甚至没有一丝的犹豫。
面对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机会，我竟然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因专业不如意而放弃，与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政治不是学问，很长一段时间都对此表示不后悔。直到后来我读电大时，认识了教我们哲学的一位老师（西南政法大学的倪福田教授），此人虽其貌不扬，但知识渊博，讲课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讲“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时，引用了元代管道的一首《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好一个“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把“对立统一规律”演绎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我突然醒悟了：“政治不是学问”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政治其实是一门大学问!至今，我仍为当年的肤浅和幼稚而懊悔不已！
（三）电视讲座考试
1978年，公司调我到财会科从事会计工作，我找来许多会计书籍，一边工作，一边自学。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当年招收工科类学生。我哥哥通过考试，被录取为“电子专业”学生。我当时想，要是有“会计专业”该有多好啊！1983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增加了“经济管理”专业，我想机会来了，于是向公司提出报考要求，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经济不是会计，专业不对口”。在那个连扯《结婚证》都要领导同意，单位开介绍信的年代，领导是很有权威的，即使是“经济不是会计”这样的谬论也不能反驳，唯一的选择是服从。
在求学路上饱受挫折的我，像干枯的禾苗，渴望一场知识的春雨浇灌。那段时间，我想读书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只要有书读行！
1983年，国家统计局举办不脱产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电视教育，公司一位搞统计的同事报名参加学习，半期考试只考了20多分，决定放弃不读了。我找到南岸区统计局，要求“顶替”这位同事学习。区统计局的同志告诉我，半期考试成绩按30%计入总成绩，期末考试占70%，你行吗？我说我期末考试只要能考90分左右，不就行了吗！区统计局的同志被我的执着和自信所打动，破例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从后半期开始，“顶替”同事读《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期末考试我考了96分，获得了国家统计局颁发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单科结业》证书。
1984年，国家统计局接着举办不脱产的《统计数学》电视教育，这次单位同意我报名参加学习。《统计数学》采用西安统计学院全日制大专教材，内容包括“极限”、“微分”、“定积分和不定积分”有相当难度。我从小就喜欢数学，以前学的是初等数学，现在接触高等数学感到更具有挑战性，兴趣更加浓厚。我把书上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还把哥哥读过的《高等数学》的习题找来做，一学期下来，我做了几大本习题，估计有近千道习题。区统计局给我们安排的辅导老师姓何，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重庆十一中读书时，父亲教他们的《三角》和《解析几何》），对我很关照，经常给我答疑解惑、批改作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期末考试我考100分，当我拿到国家统计局颁发的《结业证书》和区统计局的文件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社会对我努力的肯定，值得终身保存。
（四）“双补”考试
随着经济建设逐步走向正轨，职工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矛盾日益突出。1984年，重庆市政府作出决定，对“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部分职工进行“双补”。所谓“双补”，指文化补习和业务技能补习。凡初67级及以下的职工必须参加初中文化补习，高67级及以下的职工必须参加高中文化补习。初中文化补习考试由各主管局组织，高中文化补习考试由市里统一组织。
初中文化补习考试只考语文、数学两科，我参加了主管局组织的初中文化补习考试，考了第三名。高中文化补习考试也分文理科，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理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当时有一个规定，凡是参加过高考，单科成绩及格一科免考一科。我参加过1977年高考，语文、政治、史地都及格了，只需要参加数学考试。于是，我找南岸区招办补发了1977年高考成绩单，凭成绩单向重庆市职工高中教育考试办公室报名，参加了高中数学考试。
高中文化补习考试在1985年1月进行，考场设在重庆九十中学（就是后来的龙门浩职业中学）。这次考试是我有生以来最轻松的一次考试，我刚刚学完《统计数学》，对付初等数学的考题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仅用了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做完了全部的考题，检查了一遍，时间还有空余，我考试没有提前离场的习惯，于是又把最后一道“求二次函数极值”的题，用高等数 学“求导数”的方法做了一遍。
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考了97分，重庆市职工中学文化考试办公室给我颁发了《高中毕业证》。
（五）圆梦的一次考试
1985年，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正当我认为这辈子上大学是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喜从天降！重庆电大南岸区分校成立，首批招收“党政管理专业”一个班。为此，区委、区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各单位推荐人员报考。当时，主管局的领导找到我们公司领导，点名要我去报考。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3月8日下午，公司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报考电大，我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方知道真的是机会降临了。我毫不犹豫地一连说了两个愿意！愿意！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把这个喜讯告诉家人，大家都很兴奋，连五岁的女儿也连声高呼：爸爸要读大学了哦！从通知我报考到考试，时间不足一个月，我当天晚上就把书找出来，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一定不会让所有关心我的人失望！
1985年4月6日，我满怀自信地走进设在南坪中学的考场，历史、地理、政治、数学、语文，一科一科地考下来，我的心越来越踏实，我仿佛看到，电大的校门已经向我打开了……
5月初，当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电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真是百感交集：从1973年到1977年，再到1985年，踏入大学校门的这段路程实在太漫长，我走了整整十二年！这十二年，我没有因挫折而放弃，没有因困难而退缩，没有因艰辛而懈怠，这份《录取通知书》来之不易，是对我十二年追求的最高奖励！
当年的电大实行的“宽进严出”，三年时间，要学习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中文、逻辑学、法学等近二十门课程，全部实行中央电大统一命题，全国统一考试。 1988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电大毕业，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
（六）专业技术职称考试
1987年8月，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会计师岗位专业知识培训”，通过电视进行授课。当时我正在上“电大”，还是报了名，一边上“电大”，一边参加培训。“会计师岗位专业知识培训”开了四门课：《会计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商业会计》、《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及分析》。1987年12月25日考试，考试分科进行，考试合格的先由中央电大发《单科结业证》，四科全部及格的人再由财政部颁发《会计师岗位专业知识培训合格证》。财政部发的《合格证》真的有点牛，上面加盖了“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财政部教育司”、“财政部人事司”、“四川省财政厅”四个印章。
1992年12月，国家人事部举行全国第一次“会计师资格考试”，我虽然已离开了会计岗位，还是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在南坪中学进行，分《会计师相关知识（包括会计学、审计学、统计学）》和《会计师实务》两科考试。上午考《会计师相关知识》，考题难度相当大，考得我手心冒汗。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我还有好几道题没有做，匆忙中计算了一下没有做的题的分值，竟然有28分之多，这就意味着我只做了72分的题，还不知道做得对不对。估计是上午的考试太难，下午考《会计师实务》时，参加考试的人减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会计师实务》考题难度相比上午的《会计师相关知识》要简单得多，我还提前完成了考试。
考试结束后，我盘算我的考试成绩，《会计师相关知识》估计在55-65分之间，《会计师实务》估计在80-90分之间，能否通过，心里没有把握。
过了一个多月，考试结果出来了。据说，这次考试合格率非常低，全国仅4%左右，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成绩是“合格”，取得了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会计师资格证》。
在2005年以前，高级会计师都是评出来的。2004年财政部决定在全国开展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重庆市被纳入了试点城市。我虽然已离开了会计岗位十六年了，但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于是就报了名，买了《考试大纲》和相关的辅导教材。考前复习阶段，我才发觉记忆力完全不行了，翻开书什么都知道，关上书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全国统一的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在9月初举行，考场设在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参加考试的有上千人，我起眼一看，三十多岁的人占绝大多数，四十多岁的人占少数，只有极少数像我这样五十多岁的人。考试只考《高级会计实务》一科，实行“开卷考试”，考试时间长达180分钟。试卷发下来我一看就傻了眼，八道试题全部是案例分析题，光试题就有十多页，看一遍试题起码就要花10分钟时间。我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试题，准备按先易后难的顺序答题，结果发现没有哪一道题“耙和”，于是只好老老实实的从第一道题做起。”
第一道题是某集团公司财务部的5个人就会计职业道德概念、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的关系、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以及组织实施等问题进行座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求分析判断5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阐述正确的观点。
我开始逐一分析判断每个人的观点，肯定正确的部分，否定错误的部分并针对错误的观点阐述正确的观点。答题答得论据充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我禁不住有点沾沾自喜，粗略统计了一下字数，这一道题就写了七八百字。一看时间，吓了我一大跳，竟然花了35分钟，照这样的速度，今天的考试就算彻底完了。
心头一紧张，额头开始冒汗，拿笔的手也僵硬得不听使唤了。我赶紧稳定一下情绪，也顾不上什么字迹工整，卷面整洁了，一门心思加快答题的速度。
有一道题是某上市公司决定投资4亿元建设一套热电联产系统项目，有“向银行借款”、“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增发股票”三个融资方案。要求分别分析三个融资方案在项目投产后4年间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判断选择哪一个融资方案最佳，并说明理由。
这道题对每一种融资方案，都需要以相关数据为基础，考虑建设周期、融资成本和投产后收益等因素，经过复杂的计算才能得出结果。我开始准备设计一张表格，将相关数据罗列其中，便于比较。但设计表格肯定要耽误不少时间，只好放弃。于是用笨办法，分别计算借款利息、债券利息、投资回报等数据，最后综合分析三个融资方案的优劣，确定最佳融资方案。
类似这样的考题，没有30分钟时间是根本做不出来的。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我还有两道题没有做，这两道题的分值是30分，也就是说我只做了70分的题。说是“开卷考试”，可带来的书对案例分析题基本没有什么帮助，况且根本没有时间去翻书。
一个多月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据说，这次考试合格率很低，国家规定60分为合格，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颁发《合格证》，在全国范围有效；重庆市又降低标准，规定50分为合格，由重庆市相关部门颁发《合格证》，在重庆市范围有效。，我得到了一张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颁发《合格证》，说明我的成绩是达到或超过了6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