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被奉为经济学界的圣经，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中的经济学理论被无数经济学家在很多地方广泛引用。但作者认为，亚当·斯密所宣扬的需求理论和自由市场等经济学观点，并没有正确认识到企业家的地位，只把企业家当成市场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不是市场的缔造者。其代表的“需求学派”将消费者视为市场的焦点和源头，并从根本上忽视了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所以，作者认为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决定技术，需求创造供给”的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市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生产方式，而是企业家和他的产品创造了市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州仪器公司运用学习曲线的理论进行了电子元件的生产，并迅速成为了市场主导。微型真空管的生产印证了学习曲线的有效性，随着真空管的市场需求量增大，企业学习到的经验越来越多，生产成本也随之下降，从而促进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其单位生成成本也大幅下降，最后该公司成为了市场的主导。
几乎在同一时间，1965年，戈登·摩尔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即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年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后来改定律又经过几次修正。值得一提的是，摩尔定律的提出也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
不管是学习曲线，还是摩尔定律，其关注点都是注重产品的供给对于市场的刺激作用。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学习曲线的长度。芯片行业累积经验所需的时间比其他行业短，大概是1年左右，而汽车制造行业则需要5年时间。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供给驱动了需求。
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会强调需求的弹性作用，认为价格的波动是需求的弹性所导致的，同样，价格的波动也反过来也影响需求的数量。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供给的弹性，它取决于企业家的创造力、关键资源的可利用性以及生产材料和生产方式的客观属性等。
如今一台电视有数万亿个晶体管，而在几十年前，全世界所有电视的晶体管数量都没这么多，这些都得益于香农在信息科学方面的贡献。
摩尔定律预测的技术进步速度不仅仅适用于晶体管领域，同样在其他电子领域同样适用。但在制造业方面，物理学上的突破已经越来越难，生产效率的提升更多得益于信息的运用。
同时，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也在不断扩大市场，比如在未来几乎没人都可以有一台3D打印机。商品和服务将数码被虚拟化，根据每个用户的需求进行按需生产。
虚拟化是意识和物质的结合，信息与能量的结合，而学习曲线体现了虚拟化对生产效率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作用。因为信息和能量结合能带来信息熵。信息熵是通过信息所包含的惊异来计算信息量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产品的熵越高，市场也越广阔。
企业要想实现信息熵的发明，需要创新能量和创造力。在通信中，我们要获得惊异的高熵信息，就需要一条稳定的低熵的信道，在大规模的制造过程中也是一样，要生产高熵产品，就需要我们掌握整个生产流程，降低生产中的噪音和损耗，公司才能迅速壮大和赢利。高信息熵会产生高物理熵的产品，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验的积累，能力的损耗和信息的不确定性会降低，这两种因素结合，就带来了20-30%的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带来整个行业的进步，甚至发明创造。
摩尔定律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领域提出的，它是学习曲线的体现，人类的创新成果也完全符合学习曲线。
微电子的发展促进了机械的智能化，而通信的发展则促进了网络的智能化，从而促进了市场范围的全球化扩张。与电子的晶体管不一样，通信的中使用光电子作为传输介质，它没有质量，物理熵逐渐消失，所以光载体是终极的低熵信道，因为它可以在任何空间内，在不产生额外重量的情况，增加信息传输量。光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同时达到物理低熵和信息熵的最低值。电磁波是完美的正弦波，它的传播不会受到玻璃、光纤或者空气的阻碍，导致通信成本骤降。
在当前这样一个宽带无比充裕的世界中，电脑和通信中的物理熵几乎完全消失，促使技术创新的重点完全从物理学转向了信息论，一个全球化的通信市场正在形成。
从摩尔定律表明劳动分工导致了市场扩大，而不是反过来。在学习曲线、熵和想象力的综合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生产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来催生新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