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日子，袁老刚刚离世13天。虽说互联网上哀悼袁老的悲恸已经日渐平缓，在这个种水稻的节气，我却愈发思念起了那个笑容和蔼淳朴的老人。

二十四节气之一的芒种，在北方，是忙着收获金灿灿的麦子，在南方，是抢着种植绿油油的水稻。

我家在湘北，每逢芒种，便是“忙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都是种的双季稻，春秋各一季。暑假的时候因为收获与播种相连，便叫“双抢”，与天时地利抢光阴。

那时候，为了提高收成，播种季节还是流行插秧。稻谷种子提前种在秧田，等到长成十多厘米高，绿油油的秧苗，便下田去”拔秧“。用来捆绑秧苗的是头一年留下来的稻草秸秆，放入水田中浸到湿透，便柔软而有韧劲。埋头半蹲在水田中，右手每次抓紧三五根秧苗，顺着秧苗摸到接近底下泥巴处，稍稍一用力，就能把秧苗拔出来。

手中抓多少根，捏在什么位置，要抓多紧，用多大力气去拔，这些都靠口传心授。孩子们刚上手时往往会浪费一点秧苗，很可能把秧苗上面一截拔出来，根还留在泥里头。又或者用力过猛，一口气拔出来，结果是人仰马翻，落一身泥水，惹得周遭众人笑声四起。

熟练之后，拔秧便慢慢得心应手。左手抓，右手拔，拔几根便递几根，等到左手抓不下了，就在旁边泥水中拉过一根稻草秸秆，用右手绕一圈，打一个紧紧的活结，既要结实，又要便于拆解。这也是个孰能生巧的技术活。刚开始做不好，常常是眼瞧着自己刚刚将一把秧苗捆得歪七扭八，旁边的大人可能已经一口气捆完三把，而且每把都粗壮精致。

拔秧不仅是个技术活，也是个累人的活。为了提高效率，大人们都尽量不直腰，左手总是磕在自己的膝盖上，拔一片秧苗就稍微挪一下脚，手下片刻不歇。

一把把的秧苗躺在水田里，就等着最后拾捡到担子里头，由大人挑到田头。这时候，先把秧苗均匀抛洒在田间。有经验的大人们知道一把秧苗估摸着能插多大一块田，要是不幸遇到了一把家里孩子没扎紧的秧苗，眼睁睁看着秧苗四处散开满天飞，总是忍不住要惋惜或者骂一句的。

插秧的时候似乎就是倒放的拔秧过程，只不过秧苗间隙变大很多。前进变成后退，拔苗改成用三个手指将秧苗根部塞入泥巴里头。为了省一些腾挪的功夫，往往是一人负责几列，这样人只要一直往后挪，不用花时间抬脚左右移动。水田里的泥松软黏稠，脚踩的地方必需是两列秧苗中间的过道，否则秧苗插入深深的脚印中，就要被水没过头顶。

看大人们插秧是一种享受，面朝泥水背朝天，转瞬之间浑浊的土黄色田间改头换面，遍布整齐的绿色秧苗。欣欣向荣的新生绿意仿佛预示这一年的丰收。收工上岸，伸手摸一把小腿上残留的泥水，即使再苦再累，看到插好秧的水田，也能欣慰轻松地笑出来。

直到很多年后，在步行街看到街头艺术家用拖把大的毛笔在街头写水字，且写且退，不消片刻篇章挥洒而成，我才意识到，这和插秧的身影何其相似。一个书写艺术，一个书写人生。难怪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奶奶也能吟诗一首：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插秧的时代后来渐渐消退，越来越多人家改成”抛秧“这种省时省力的方法。从街头买回来模具统一打印的秧盘，每个格子里面撒上泥土和肥料的混合物，再放两三粒种子，随后摆在田里任其恣意生长。秧苗不用等到插秧那般大小，最好刚刚冒头四五厘米。省了拔秧，只消把秧盘整个端起来运走。

到了田头，把秧盘往左手臂一挂，右手挤压几个格子里的秧苗出来，连带着泥土一起，就像挤药片一样。随后大手一挥，落到田间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了，任其自生自灭。哪还有插秧那会的精细，想当初要是小孩子插得有些歪了，间距大了或者小了，回头大人们都要来纠正的。

伴随播种方式的转变，还有播种时间的安排。最初我们都种双季稻，因为两季相加产量更多。然而，早季稻其实并不好吃。春季播种，夏季刚开始不久就被收割，早季稻往往没有足够的阳光，比晚季稻口感差不少。

当时我正在上小学，那时候学校还是要收粮食的。每学期开学的时候，不仅要交学杂费，还有够一个学生吃一学期午饭的稻谷。每到开学的时候，总是爸爸背着一袋子稻谷，我跟在身后，看他交由登记处称量验收，然后倒入学校谷仓。谷仓里面都是成堆的早季稻，弥漫着呛鼻的粉尘。

学校在吃午饭的时候把米饭一笼屉一笼屉蒸出来，每班派几个学生去食堂抬回来。米饭要么是干巴巴，要么糊成粥，而且总是泛着一层黄色，绝不是如今那种雪白中透着油光的白米饭。

当时，这些早稻谷也是交粮税的主力军。到了丰收季节，马路上满是扬起的沙尘，拖拉机满载着装得鼓鼓的麻布袋，轰隆隆地响着，雄赳赳气昂昂地慢慢摇过去。直到拐入山弯，还能听到威武的嘶吼声。

从2006年开始，农业税取消了，种双季稻种的人少了，益季稻多了起来。要种益季稻，田里头一年就只能产一茬稻谷。可是这一岔种得比早稻晚，收得比晚稻早，饱餐了最佳时节的天地精华，味道更加香甜。有条件了，自然就要种好的，毕竟我们那一片人均田产少，种田只为交税和自用。如今不用交税，种益季稻自给自足是绰绰有余。

学校里也不收粮食了，直接折现收费，然后统一采购。也免了不同学生交过来的稻谷质量参差不齐，难免有些失了公允。我们吃的米饭不再是由大铝盘子蒸出来难以下咽，而是换成了木桶蒸饭，米饭吃起来香甜可口，软糯适中。

如今自是更不用提，生活条件好转以后，农村里面愿意务农的人少之又少。即使播种收割都因为机械化的发展而轻松不少，像撒药除虫这种还是离不开人亲力亲为。因此，就算国家在结束农业税多年后开始了农业补贴鼓励耕种，很多人也会选择更轻松的种菜而非种水稻。

从插秧到抛秧，以及后来双季稻变成益季稻，及至如今直接用别处挣来的钱买米吃，这些转变无非都是因为杂交水稻产量提升，粮食供应富余，农民们用不着再像伺候祖宗一样、照顾婴儿一般，紧张细致、勤勤恳恳地播种收获。杂交水稻的研发，不仅在于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也解放了辛勤劳动几千年的中国农民。有了杂交水稻，温饱无忧，才使国家有了减免税收的底气，使农民多了走出农村的选择。

袁隆平院士一直是活在教科书上的英雄。然而知道他的、感念他的，不止是读过那本书的你我，更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以及世界民众。只要地球上还有一株水稻，还有一晚米饭，袁老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