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第二章：你不想赢吗
想到老师说了一句话，团队的亲们多看点书，书读的少，行动力又不够，红尘生命发育迟滞，红尘世界活着就艰难，内在回归也慢。
没错，多读点书，从厚到薄，从深入到浅出。到底还是书读少了，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还未被塑造，所以总是流于表面。年纪长了才明白的道理，一个人无论他年纪是多大，如果他想要成长，他就必然要回到起点，并不是60岁就懂得60年的智慧，他拥有的只是60年的岁月，需要回到停止前进的起点，重新来过。多读书，读点好书，总是没错的。
看看别人是怎么读书的。
1994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大学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上的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思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然之别，经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6岁的杨楠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式的提问下，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达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不同于蒋昌建经受的来自纸上的阅读与讨论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给予杨澜的国际观训练是通过书本加脚底板实现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约翰逊教授告诉杨澜：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
读书的意义在于哪里？我想是一“破”一“立”，读书使人明智，破除愚昧与偏见，但是破后又有建设，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找到自己。并且，尊重个体生命的经验，而不是简单的武断的贴标签，这种能力叫分辨力，它不只去迎合某一种思潮，而是有一种相对清醒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突然觉得，在这过程中，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要假装自己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原形毕露，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假装。但是露怯的地方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人，是可以成长的。
比如。
杨澜第1次采访基辛格是1996年，当时杨澜尚未从哥大毕业，那次访问在杨澜的记忆中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在见到基辛格之前，杨澜只是浮光掠影的过了一遍其他媒体的报道，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次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题都是8竿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的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或者是你在外交事业中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后的杨澜成熟了多年的访谈工作，让这股成熟又透出敏锐和干练，同样的采访对象，同样的国际事务话题，这一次杨澜的切入点即是2002年初鲍威尔的中东之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后，在中东也有过外交穿梭……采访后基辛格，给杨澜的打分是“amazing”(令人惊奇)
基辛格哪里知道为了这次采访，杨澜几乎通读了他的全部外交著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临场那份从容是建立在大量的功课基础上的。
关于真相。
媒介所提供的见解也许只是一种见解，所有的见解也只是一种偏见而已，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呢？《杨澜访谈录》的答案是：真相就在你不断突破偏见，而最终掌握的背景之中。
学会寻找和发现人物亮点的过程，那就是要学会对一个人的还原，人都不是完美的，还原不是简单赞美式的描述和概括，而是带着独特的人生感悟去解读嘉宾的内心成长。
是，还原是尊重整体，尊重真相。对一个人的还原必然是立体的，不是简单的点、线、面。但是又是从点进入，随着掌握人的信息越来越多，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那么这个人的形象就会丰富立体起来。
如果说资料收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创作需要考量的则是编导全方位的人生体悟，杨澜对串联词有着极高的要求，既要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又要语句简短且信息量大，还需要有戏剧性的冲突，面对《杨澜访谈录》的高端嘉宾，每一个人物都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如何将他们的人生用几个串场进行精到的勾连，这让出任编导的金嘉楠一度陷入每临串场撰写就紧张的失眠的状态，往往是将熬了一宿的串词交给杨楠，温和的杨澜只是慢慢的说：这样写可不行啊。然后是一句话一句话的修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语句都被修改掉，这样的失败感总让金嘉澜非常受伤，做一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她一直对杨楠的现场提炼能力保持着好奇，当别人用聪明形容杨澜的时候，2002夏季的新加坡之行让她看到了杨澜聪明背后的笨功夫。
从上海启程去机场的路上，杨澜就开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认真阅读，几个小时飞行过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亚楠还在阅读，只不过手里换了一本厚厚的李光耀传记，因为从出舱口到机场出口有一段距离，推着行李车的杨楠还在抓紧时间阅读。旁边的金家楠犯起嘀咕：这次是采访儿子李显龙啊，怎么看的是他老爸的书啊？此时的杨澜完全不理会身边的嘈杂，只顾边走边继续读书，金嘉楠此时注意到由于连日的疲惫，杨澜此时的面孔显得异常的憔悴，行程匆忙让她连墨镜都未来得及携带，直到上了接站的车辆，漫长的阅读过程才告一段落，而就在去往住宿酒店的路上，杨澜又抓紧这个空隙与同行的节目组人员交流了采访细节。
“您父亲曾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但在金融风暴后他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腐败，官商勾结和任人唯亲，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吗？”2002年8月30日在新加坡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厅里，看杨澜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大臣李显龙面对面，直截了当的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金嘉楠才终于理解了杨澜一路努力的终极目的。
在蒋昌建看来，一个成功的采访取决于了解对方多少，因此他相当重视初期的资料收集工作，由复旦大学学者和硕博士组成的团队拥有着丰富的搜索通道。信息收集在了一起，如何处理信息呢？在蒋昌建的把控下，随后开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分析，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他的祖先家庭教育背景，婚姻生活，职业生涯，执着性格特点，价值观念，最后形成几个大的内容板块，接着进入到第3个阶段，那就是提问策略分析针对每个内容版块召开反复的阅读讨论会，团队成员从各自的思维角度形成不同的问题，然后再由蒋昌建汇总权衡，最后生成由人物分析和访谈问题组成的策划文本。
此时的策划文本往往只是一个，杨澜会将自己的观点再补充进来，经过双方反复的沟通，第三稿第4稿的策划文本会越来越薄，最后在采访现场出现了一定是杨澜本人用a4纸手写的3~4页的提问纲要，这是杨澜在吸收判断，剔除消化各方意见之后，让自己的语言组织即兴发挥现场应变总结概括之核心的力量，谈话现场美不胜收的个性脚本。
看到这里，真的体会到如何将工作如果将事情做到极致，前期的大量的系统准备工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很多时候没有准备或者准备仓促，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自己的工作，真的是不足其万分之一。
你不想赢吗？理想主义的旗帜似乎无法在冬天的霜雪中高扬，但这个问题却被杨澜在2002年当成了激励自己和同道人的武器，赢了自己就是赢了一切，因为这是梦之队的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