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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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世文化的变革

第一节    安土桃山时代与黄金文化的特质

“黄金茶道”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都市的建制迅速发展和扩大。据当时一位赴日的西班牙使者在《日本见闻录》一书所载，其时日本“在六十国里有许多都市。面积大，人口多，街道清洁，秩序正常……市街的房屋与城郭善美，是绝佳的”。此时，都市与农村、商业与农业、武士与农民分离，武士居住在都市，作为统治者的将军则营建城郭，内设居所，并在都市里划出工商业者、手工业者的居住区，称作“城下町”，农民则居住在农村，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城下町”遍及东北、关东等地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关东“城下町”中枢的相模小田原，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的景象。

在文化上，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都市文化也兴隆起来，一改文化承载体主要是公家、僧侣和小部分上层武士以及地区局限在京都及其附近地方的状态，“城下町”的地方武士和工商业者成为文化的主导者，他们以都市作为舞台，将文化向地方广泛传播，文化地方化，受众日益增多，给庶民带来了以艺能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契机。

作为这一时代文化主体的上层武士，有了强大富商阶层的支撑，经济、文化获得了绚丽的发展和重大的变革。自室町时代足利义满将军在北山建金阁，展示其追求以金代表财富和权力的至上目标以来，尚未完全实现其黄金文化的理想。这一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终于实现了这种理想。天正三年至八年（1575-1580）织田信长在安土城建筑的天守阁（又写天主阁），外表装饰黄金，内部隔扇屏风画也运用金地浓彩法，采用了壮丽雄伟的建筑艺术模式和金碧奢华的壁画艺术技法。丰臣秀吉也在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兴建了金屋玉殿并用金地浓彩的隔扇屏风画进行装饰，其黄金的辉煌程度不亚于织田信长的安土城天守阁。天正十四年（1586），丰臣秀吉还在为正亲町天皇兴建小御所时就建了黄金茶室，并使用黄金茶具，可谓“御茶悉金，御间自不待言”。据说，仅仅建筑聚乐第一处，就用了高达三十六万五千两金银，是由各国诸侯和富商阶层分担的。这种“黄金茶道”成为当时最新创造的文化。丰臣秀吉对黄金茶道也很感兴趣，经常在大阪城内或大德寺内举办大茶会，本人也搜集豪华的茶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所以提倡“黄金茶道”，还有一种意图，就是将它作为对上层武士的一种教养手段，以及作为加强与上层富商往来社交的一种途径，以收到显示其政治实力和富有的经济实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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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物质的失衡

丰臣秀吉一时又为广为流行的千利休的“空寂茶”所吸引，便以“草庵茶道”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他在大阪城附近自然风光幽静的地方，以及聚乐第、伏见城等，也兴建草庵茶室，并赋歌一首，礼赞“空寂茶”。在两种不同质的茶道并存中，“空寂茶”更易于普及。但是，这种“空寂茶”的审美追求，与武家追求的黄金文化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艺术价值和生活理想。丰臣秀吉本人是以“黄金茶”为本，以炫耀自己的财势与权力的。他在北野举行的一次大茶会中，就邀请了公卿、诸侯、武士、工商业者、隐士等800多人出席，在三间大厅里展出了自己收藏的珍贵器物、名贵字画，以夸耀天下，笼络人心。所以，当千利休获得“天下第一”的美名，其名声大大超于他提倡的“黄金茶”的时候，丰臣秀吉便产生妒忌心，加深了他与千利休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是黄金茶室与草庵茶室的对立，而且引发且变为相信权力无限的权力主义与感悟人力有限的庶民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最后统治者丰臣秀吉借口“木像事件”，赐原先曾侍奉过自己的茶人千利休一死，甚至株连千利休的眷属。据日本茶人相传，千利休在切腹自戕之前，仍然按照“空寂茶”的仪式举行了最后一次茶会，安然坐在拂却一切尘芥的草庵式茶室里，以平常的心态，闲目静听着茶锅开沸的水声。也许在看似平静的千利休的内心，正汹涌着一股对专制主义无以名状的怒涛呢。千利休没有屈于权势，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自己的艺术理念。

日本学者芳贺幸四郎指出：“这些志向巨大的黄金文化、憧憬豪华壮丽之美的人们，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倾心于草庵式小茶室的茶水、探求清贫简素的美——空寂，这是他们的精神结构的两极性。这种精神结构的两极性，在理解桃山文化的本质，特别是理解其健康性的秘密方面，是值得特别注目的。但是，奢华与空寂、物质性与精神性、外向性与内向性这两极的平衡，随着时代的进展，终于失衡而招致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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