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当涂
陈群
“出人头地”既是文人们常用的词汇，更是滚滚红尘中无数凡夫俗子们的梦想和追求，但说到“出人头地”的出处，恐怕不少人就不甚了了了。其实“出人头地”最初来自于欧阳修对苏轼才华的一段评价，欧阳修在写给友人的信上这样感叹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此可见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其实苏轼是属于早慧的或者说是天赋很高的那种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苏轼年少时便被人们誉为：“一读书便能会悟，一落笔便自惊人”。但日后苏轼能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成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更多的恐怕还是源自他良好的家教，源自其父苏洵的谆谆教诲，源自他自身的发奋苦读。
苏轼二十岁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满京城，尤其是得到了欧阳修的极度赏识，并被收为弟子。这以后苏轼在文学上不断精进，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如果说做为文人苏轼是一帆风顺的，但在仕途上苏轼就不那么幸运了，苏轼进入官场时恰逢北宋在政治上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为了挽狂澜于即倒，刚刚即位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于是朝庭上下便有了新党旧党的划分，而苏轼与大多数师友包括恩师欧阳修都于王安石政见存在不合，统统被划入了反对改革的旧党之列。这一划分从此让苏轼的政治生涯蒙上了阴影，仕途变得跌宕起伏，屡受贬谪。不过正因为这样，在四海为家的飘泊生涯中，苏轼三次到过当涂，与姑孰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轼第一次到当涂是元丰七年，时年四十八岁。当时在黄州度过五年谪居生活的苏轼奉朝庭之命移调汝州，仍为团练副使。这年七月苏轼赶赴汝州上任途中，路过当涂便专程上岸到当涂城中东街西二条巷醉吟庵看望老友诗人郭祥正，两位诗友久别重逢，自然相谈甚欢，他们既为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忧心忡忡，愁眉不展，也为各自在文学创作上的孜孜不倦和文坛上的趣闻轶事而开怀畅饮，举杯祝愿。当然同为诗人苏轼和郭祥正都十分仰慕李白，于是郭祥正专门陪同苏轼来到青山，瞻仰太白祠，拜谒李白墓。在李白墓前苏轼感慨万端，一方面他景仰李白卓尔不群的才华，一生以高产、高质的诗歌创作赢得了诗仙的称号，不仅在当时影响广泛，更为后代留下了无数传世经典；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同情李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际遇，以及做为一个旷世奇才常常不被人理解甚至曲解、误解的委屈、郁闷。从青山归来后的当晚，苏轼一气呵成，挥笔写就了《李太白碑阴记》，他在文中以“陵轹卿相”、“跆籍贵势”高度评价了李白，更旗帜鲜明、一针见血地点出：“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而“失节于永王璘”、“岂济世之人”等皆是不足为据的偏颇之辞。
苏轼第二次来当涂是宋哲宗圣元年，时年五十八岁。此时苏轼在仕途上再遇挫折，被贬为建昌军司马，苏轼接到诏书后即起程赴任，再次途经当涂。不过这次苏轼由于行色匆匆，没有在当涂多做盘桓。只是在进入当涂后在慈湖夹（今马鞍山市慈湖和尚岗附近），遇到暴风骤雨，苏轼只好泊舟港夹，并在此期间创作了《慈湖夹阻风五首》。在诗中苏轼写道：“此生归路转茫然，无数青山水泊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从中不难感受到苏轼此时由于在仕途上屡次三番受到打击，一个文人内心因为看不到未来、看不见希望而备受煎熬的痛楚。不过从苏轼的笔墨之间，我们也多少看到了一幅当时慈湖一带人丁兴旺、船只穿梭、买卖活跃得生动鲜活的画面。
苏轼第三次到当涂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时年六十五岁。这一年苏轼结束了长流岭南的长达七年的谪居生活，并于当年四月到达当涂。船一抵岸，苏轼便怀着急切的心情去看望老朋友郭祥正，老友相见泣不成声、泪眼朦胧，他们感叹时光荏苒，岁月易逝，转眼间已是垂暮之年，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有相聚就有别离，告别之际，苏轼悲伤地低语：也许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欢聚了。说毕双泪长流，掩面登船而去。不幸的是一语成谶，这果然是他们的永别，苏轼离开当涂后不久，便在常州与这个他一生爱恨交加的世界诀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