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举办吴湖帆书画鉴藏展，这本书是为办展征集论文的结集。论文集共收文章13篇，细读一过，白谦慎、凌利中、王连起、承载等大部分先生的论文比较扎实、认真，汤哲明、顾音海两位先生的则似乎有些敷衍。
先谈收获。明清士大夫，做官拿工资是他的正业，虽然水平很业余，自有专业的吏为他打理。书画是他的所谓“余事”，水平有些却很专业，花的工夫也多，应付不过来的时候，还有门客、门徒来代笔。虽然业余的事做得很专业，但你不能恭维他专业，因为这会把他降低到工匠的层次，“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他丢不起那个人。同样，在专业的事做得很业余，你也不能批评他业余，因为他更不想和案牍劳形的吏为伍。他的地位尊贵，就是来自于他的业余。这个逻辑，在清末被打破了，因为船坚炮利的专业的外敌需要专业的敌手，业余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就要说到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他喜收藏，善书画，少年科第，治河有功，一路当到湖南巡抚，是上述典型的“业余人士”。不同的是，他还是位有血性的业余人士。甲午战争中，吴大澂以湖南巡抚主动请缨，率湘军赴东北抗敌，兵败后议处，仅被撤去帮办军务，回镇三湘。《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赔款二亿两白银，吴大澂深感“时事至此，忧愤欲死”，1895年5月25日，给他的亲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内容十分新奇，充分显示了他的业余本色：
倭索赔偿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三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仪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稀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籍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
拿出自己收藏的古物来抵赔款的二十分之一，照这样算，有二十个吴大澂肯“毁家纾难”，就可以把赔款包办了。见电报没回，吴大澂又发一通电报，要托俄国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张之洞回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吴大澂的古物作价顶多十万，赔款的二十分之一则是一千万两，这件事传出去，只能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另外，吴大澂原本是打仗的，现在干预赔款，这也不合适。最后，吴大澂终于打消了古物救国的念头。
业余的人能做出什么事来，是不可预料的，这在艺术上有时候是好事，在其他方面往往是坏事。
和祖父不同，吴湖帆专心作艺术家，集书画、收藏、鉴定于一身，各方面不但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还有拿得出手的徒弟，“南吴北溥”、“南吴北张”，不管是出身清贵的溥儒、还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张大千，吴先生都可与之颉颃，如果说平分秋色，吴湖帆显然分得会多一些，非常了不起。
徐邦达先生好“四王”，我原来以为是个人秉性，看来和其师吴湖帆有莫大的关系。吴湖帆题王翚《唐宋人词意图册》云：
石谷（王翚）能实处实做，麓台（王原祁）能虚处虚做，此即石谷之能虚，麓台之能实也；渔山（吴历）能于虚处实做，南田（恽寿平）能于实处虚作，即渔山之能虚，南田之能实也；西庐（王时敏）能处处皆实而虚其韵，湘碧（王鉴）则处处皆虚而实其笔；香光（董其昌）于人实我虚、人虚我实上制人，故能搏唐宋为丸泥，耍倪黄为胶粉，欲分则分，欲合则合，三百年来由一董分为二王，由二王分为王鉴、王、恽、吴为四，斯皆大成，舍之则旁支流脉而已。最著如石涛而奋勇挣扎，亦不能越此范围，况其他哉。
对石涛，吴先生是高看一眼的，但也只是把他看作董、王后劲，这显然又把石涛看低了，石涛的笔墨或得自四王，并且显然故意不好好学，他的境界则实非四王所能梦见。不过吴对四王的爱，是真挚的。
吴湖帆后居上海，1937年淞沪会战日本攻城时正在城中，日记中对谢晋元孤军奋战由衷赞叹，许为“中华民族魂”，并有词作咏叹。后中方英勇抵抗3个月，战败撤退，因命令太过仓促，造成大溃退，军纪荡然，令人扼腕。吴湖帆1938年1月25日日记有诗：
流民途塞種磨肩，守将逃生争抢先。
咯咯机枪来血路，两旁伏尸逾三千。
战争中的乱象，触目惊心！
陕西汉中褒斜栈道南口的石门，是汉魏时期摩崖石刻的聚集地，清代金石学人纷纷到此访碑、拓碑，吴大澂也来了，并留下了《石门访碑记》。在有文化的时代，文物是宝，在无文化的时代，文物是草，检验石门文物是宝还是草，考验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平，机会很快就来了。20世纪30年代，国党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设计科科长张佐周先生在修建宝鸡到汉中的抗战公路期间，负责留坝到汉中段的测量、设计和施工，为保护石门故址和摩崖石刻，得到全国经委会公路处处长赵祖康先生支持，架桥改道，将开凿的隧道从古石门一线移到褒河东岸，在石虎峰下开凿连环三洞“新石门”隧道，让石门摩崖得意完整保存。1962年，“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岩石刻”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惜，故事还没结束，1969年，石门水库开始动工，10年完工，石门摩崖遭受毁灭性破坏，仅有十三方石刻得以凿迁入汉中博物馆收藏，其余百余处历代摩崖及古栈道遗迹，均没入水库之中。高峡出平湖，石门和三峡比起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知道，当一件物品或一个人需要抢救的时候，其生命也就所余无多了，抢救性发掘，最近出现的频率较高，其实顶多算是不成功的临终关怀！
论文中提到一些史事，有可商榷之处。李维琨《吴湖帆和他的收藏圈朋友》中说：“提起传世的宋人《睢阳五老图》册，蒋榖孙难逃致使国宝离散之罪。在晚清民初时《睢阳五老图》已经遭遇一段急速换主的坎坷经历。同光年间，所有者狄曼农视为至宝，其官江西时因此被夺官。（参见狄平子《平等阁笔记》）越人王霞轩得手，便献媚将之送赠内阁大学士左中棠，左觉得此图当属五老后裔，题跋后仍归还王氏。”
据狄平子《平等阁藏中国名画集》中《青卞隐居图》跋语及万君超先生《<青卞隐居图>传奇》考证，狄曼农是弃官而非被夺官，事情的起因其实是狄曼农收藏的《青卞隐居图》。狄曼农在江西任知县期间，江西按察史王霞轩知他有《青卞隐居图》，逼他献图，狄氏不愿献又不敢拒，只得献上《睢阳五老图》，没想到王霞轩仍不满足，狄曼农只好弃官携画逃离江西。另，此处“左中棠”应为“左宗棠”。左宗棠虽然没接受王霞轩所献《睢阳五老图》，据《左宗棠年谱》，他至少对王霞轩所献《法华寺碑》孤本是欣然笑纳的。
汤哲明《吴湖帆艺术生涯代表标准的民国趣味》一文说：“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乃清朝兵部尚书……吴氏亲家潘祖荫及吴妻潘静淑……吴湖帆与潘静淑成婚后，吴、潘、沈三家的很多收藏皆归吴湖帆。”按清代兵部尚书一般由宗室或满蒙旗主担任，实在轮不到汉人，吴大澂不过是甲午战争中以湖南巡抚“帮办军务”罢了。潘祖荫是潘静淑的伯父，她的父亲是潘祖年，潘静淑30岁生日时得到的《梅花喜神谱》，正是潘祖年所赠。
其他还发现了几处校对错误，罗列一下吧：
第117页（吴宽题跋释文）：尝阅凡《黄文献公文集》，“凡”应为“元”；吴中钱德均，“均”应为“钧”。
第133页：拇指粗细但很深的小空中，“空”应为“孔”。
第143页：“拱如珍璧”应为“珍如拱璧”。
第149页：名震海内外的剧迹，“剧”应为“钜”。
第159页：皆著名剧迹，“剧”应为“钜”。
第234页：大中教授多疑问鬼，衍一“问”字。
（上海博物馆编：《吴湖帆的手与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