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桐花开》

一夜微寒雨，摧落满地花。这花，是桐花。

我住的小镇也属江南，日丽风清的四月，水和树都渐渐丰腴、灵动起来。如果来一场夜雨的沐浴，空气也就变得清新可餐。

推开院门，披着灿灿的春阳，我踱到屋后的小树林，来到这棵泡桐树下。站在貌似平整的雨后土地上，那些掉落在其间，失去疼爱、失去水份滋润的桐花，软耷耷，皱巴巴，光鲜不再的模样，让我似乎穿越到远古的战场，一场厮杀过后无数具未寒的尸骨。也许用不了几天，它们也就变成无人问及的尘土。

与这棵泡桐树相识，是暖春一个的午后。我卧在床上正做着白日梦。屋外忽地就有了一阵喧哗，透过厚厚的墙壁直奔我的耳根。似有一双无形的手，牵我坐起，出门，寻声踱至墙角。风柔柔地抚弄着衣服的下摆，拂在脸上，如婴儿手般细嫩。每一缕光线都经过沸水浸润，多加一件衣服也承受不了它的热情。

阳光下几个女子，伸着细长的竹竿在钩槐花。寂静的小树林里，有了她们肆意地欢笑声，还有树枝“咔嚓”地断裂声，如撕锦帛。

她们钩下来绿叶尚未成形的树枝，一串串冒着汽泡般白色的槐花，也钩下一阵阵清香，一股浓浓的思乡情。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那棵泡桐树，看到了似曾熟悉的身姿，静静地立在离槐树不远的地方，冷眼看着人间的冷暖。

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的眼光从它的身上数次掠过不曾停留过一秒，和擦肩而过的路人并无两样。

沿着合抱粗的树干向上，直至仰视，四月的晴空背景里，好一大团染成浅紫色的花树啊，青葱的绿叶才露出点点，一朵朵小喇叭似的花串编织成一支支鸡毛掸子状。此刻暖暖的阳光竟被它的花瓣撕裂成无数的碎光，闪烁，颤动，似幅抖动的画图，连同那一方天空都有了生机，风也有了色彩，有了味道。

喇叭吹开朵朵花，疏篱小院影横斜。虽无彩凤鸣金曲，但引乡魂慕紫葩。

《老家村庄》

老家没有山，每个村庄却少不了有几棵泡桐树。可惜我家的地基上没有，屋后是片成年的桦树林。泡桐树虽然长得极快，却无奈没有插足之地，也没有可出头的天空。老屋前面出了门就是一小片低洼地，那年，村边的灌溉渠改道断流后，母亲每天天没亮就起床，赶在上工前花两个小时，去挑些土回来。半个月时间里，终于挑出了一块大场地，和叔叔家的场地连成一条小街道。

叔叔门口就有三棵泡桐树。

时光一年年翻过，嵌着年轮的圆向外扩了一圈又一圈，树冠越过屋沿，树梢越过屋顶，伸展着，树枝相拥相连，肥大的树叶重重叠叠，就遮盖住了叔叔门前的场地。我也就时常能享受到一地的阴凉。

儿时，也有这样的场景，叔叔门前的场地上散落了一地的桐花，枯枝。我弓身从地上拣起一朵，拿捏着花柄，装模作样闻其味，赏其姿，作惆怅状。

到了傍晚，除了下雨外，我们这些孩子都要清扫门前的场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俗语用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也极为贴切。

别人家扫地十分钟不到就解决了，叔叔家门口却不行。树荫下潮湿潮湿的，一天的阳光可以晾干湿漉漉的衣服，却无法晾干可以行走的地面，竹枝大扫帚掠过，像鸡爪子刨出来的痕迹，深深浅浅都有。我的堂妹只能用小扫帚，一寸一寸抚摸过，落下的桐花被扫进畚箕，一趟一趟送到屋后的垃圾坑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十八岁那年，我们那里放露天电影，越剧《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那一段，女主角肩扛锄头，挑着花篮，庭院葬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悲戚戚的模样，似乎大难临头，世界末日般，让我觉得有些做作，夸张，甚至有装的痕迹。

没有落花，哪来果实？没有落花，哪来饱含生命的种子？落花不是无情物，何必凄凄惨惨戚戚呢？那么大的一个姑娘，还不如我家堂妹，体弱瘦小的她不仅仅要清扫门前的落花、灰尘，还要烧一大家人洗的水，吃的饭。

但第一次听越剧，却被它独有的魅力所折服。王文娟细腻绵长的唱腔，与随口能哼几句的黄悔戏相比，感觉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乡下村妇。我听得如痴如醉，散场时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耳边竟然还回响着丝丝缕缕似曾熟悉的旋律。

多年后，我经过淮海路，公交车从上海越剧院门前一晃而过，我似乎只见到“越剧”二字，耳边立刻就有王文娟那似泣如诉地声音在缠绕着。

其实在上海，能见到桐花也不是件随心所欲的事，只有在乡下，在老旧的村庄里，碰上运气你才能见到一次。在四月这个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桐花落下，泡桐的叶子开始伸展、肥厚，由浅变深，如无数把扇子，日子就在它的轻摇慢舞下一季季翻过去。

《不一样的清明节》

清明节那天我在《枞阳社区》发了篇题为《豆腐，生腐》的“文章”，似乎与清明不搭边。不过儿时做清明却少不了生腐炒肉这道碗头菜。现在好像不用了，饼干糕点就可以代替，装在马夹袋里拎着就走，干净卫生方便，但心中的思念是没有任何物质可以替代的。

我是三月二十九下午特地提前几天回去做清明的。其中三十和四月一号都去了枞阳。来回只有三天，可谓车没熄火，脚步匆匆。没办法，做清明的日子只好和弟弟商量，安排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去枞阳两天发了两次文：《油菜花开》和《听课》，唯独没见清明文，似乎是将清明的思念填埋在了内心深处。

可我的内心还没有荒芜。春天了，什么植物都开始萌动，路边的野葱尽管只有线一般粗细，但也现一丝绿色。记得儿时，每年的清明都要跟随在拎着大竹篮子的父亲身后，看着他摆菜，摆饭，摆小酒杯子，放筷子，然后烧纸放一小掛鞭炮。叫我们朝祖坟叩头的时候，他的嘴里“唠唠叨叨”的不知道对另一个世界的先祖们说些什么？但我们跟在父辈后面知道了许多习俗，还有将这些习俗传承下去的重任。在那贫困的年代，或许这些习俗是一注注兴奋剂，一盏盏明灯，让这平庸的日子有了这样那样的期盼。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的一生，他们才是我们第一任老师。

说来惭愧，在我外出近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里，真正回家做清明祭祖却只有去年和现在两次，年年清明，年年思乡，但清明节到了的时刻，总是被忙，没时间而自我心安。也许祭祖的事情还有年迈的父亲在做，这就是推辞的借口。

但前年年底父亲走了。父亲走了，清明、冬至我又多了一个祭点。

一号回城的时间是夜晚，越开夜越深，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了，孤独的我脑子也越来越活跃，我想到了之所以弄得这么晚，全是为了等德华炸好的生腐。想想人一出生下来也如同那包好的白干，无滋无味，浸到褐色的卤汁里便成了酱干，墨色的卤汁里便成了臭豆腐干，还有生腐，便有了《豆腐，生腐》这篇腹稿。但做清明的点点滴滴也在不时的幻影在我的面前，即便过了清明依旧难以忘却，倘若不生成文字心里好像不得安宁。

忙碌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起了手机，一笔一划的写下这些不成文的文字。

三十一号的早晨是被弟弟的电话吵醒的，我接电话时已是他第四次打来的了，前三次我可能还在做梦。

我匆忙下了楼。

出了门发现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了，小区的路还是潮湿潮湿的，低洼处尚有镜子般光亮的浅水。香樟树，冬青树连同植被都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像才换上一套崭新的外衣。

路边有秋天枫叶般的小红叶，是香樟树的叶子，在这阳春三月里它们正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新老交替，一片片枯叶落下，而更多的嫩枝正在冒出，豆瓣大小的绿叶正舒服的伸展身子，迎接日月星辰，也迎接风雨雷霆，整棵树便显得四季葱郁，更加高大，繁茂。我想，人类、家族、家庭也应该和这香樟树一样的吧。只是不知道落叶漂下前对嫩叶有没有什么嘱咐？

我的父亲走的时候就什么也没和我说，也许是来不及说。那天中午十二点多接到兄长的电话，他还问我回不回去吃晚饭。我在匆匆忙忙往回赶的途中，父亲已走了，比我往回赶的速度还快，等我到家时，天已黑了，父亲的脸上蒙的黑布比天色还要黑。我的人就低了下去。

这一低下去，还有冬至、清明日。

从“谋道（地名）”祭完先祖回来快十点了，本来先去村里的公墓的，父亲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也急切的想见见父亲，上次还是冬至日去的，但母亲饭还没做好，她不愿意我们用糕点代替饭菜，她说父亲苦了一辈子，也被她欺负了一辈子，现在她才想起没有老伴是多么孤独……母亲仍像过去一样，烧了三个菜，三碗饭放在大竹篮里，也没忘了放进一瓶酒，没开封的。

去公墓时已是十一点了，中间的水泥路上，鞭炮的纸屑，殷红如血，鲜花纸标在风中“瑟瑟”抖动。还有和我们差不多时候进来的，一个村里的人都认识，点头笑笑，不知道公墓里住着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是否也在走动。

出了墓地的大门，天还是阴沉着的，但不冷，季节已经更替到春天了，虽然在坟前去年开的蔷薇花还刚长出嫩叶，但很快就会开的。

我拎着竹篮，这才想起这次我家是我一个人来的：儿子没来，孙子没来，应该让他们跑跑，以后这篮子是他们拎的了。

《老家的苦楝树》

村庄里的树大都是原始品种，没有香樟，没有樱花甚至没有冬青。像村里老人穿的衣服，和着季节的步伐，冬枯夏荣。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村前村后转两圈。吃饭时妻找不到我便有些嗔怒，问我是不是去找魂了。我笑，我在找村庄的魂。我问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怎么看不到楝树了。母亲说，北硬之渠的楝树砍光了以后，村里的楝树就少了，大概没了楝树果子。

没种子怎么会有苗呢？

楝树曾经是沿江一带极普遍的一个树种。以前队里用的犁，耙，还有水车的箱板，底板都是用楝树的料子做的，结实、耐用、光滑、清香，还有丰美的纹路且不生虫。那年头村庄，地头，沟边，随处都能见到棟树的影子，树干都不高，长得缓慢，能做家俱的料最少要长十年开外，枝杈像是画家的笔在纸上随意的左一弯又一弯，没多少是直线。

村里也有人称它为“苦楝”。

对于它的苦我是深有体会。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闹肚子疼，脸上还起了一小块一小块浅白色的斑。母亲认为不是什么大病，也没带我去医院看看，不知道在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到北埂之渠沟边刮来几块楝树根的皮，熬成一碗汤药，那如死了一天的鸡再放出来的血一般颜色的汤药，让我即使到现在也难以忘却。母亲大概闻过怕我不喝，向邻居大妈家讨来半勺白糖，哄我喝“药”。也不知是“恨病吃药”，还是受那白糖的诱惑，我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端着碗竟一口而尽，一滴未剩。碗还未放下，母亲那半勺白糖已送入我的口中了。也很奇怪过了两天真的打下几条蛔虫，肚子也就不再疼了。从那时候起我便视这不起眼的树为心中神灵了。

到我懂事的时候我便认为，乡下人的命和这楝树一样，无论怎么辛劳，无论怎么努力，总脱不了那个“苦”字。

记得在生产队的时候，父亲是队长，北埂之渠两边属于程墩地界的树都归我和小改两家看管。貌似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我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工分，没有补贴，只是放树的时候比别的人家多分几百斤树枝柴禾而已，实在划不来。因为要看树，心里总是对父亲有点抱怨：这大人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怨归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是明白了什么叫“荣誉感”，“责任感”。没事的时候总是像模像样地去渠两边“巡视”一番。

仲春时节，北埂之渠里蝌蚪早已在渠底游来游去，渠边柳树的枝条也能扎柳叶帽，再向上一点的是高大挺拔的白杨，叶子已有孩子手掌般大小，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时候棟树的叶子才懒洋洋的冒出一点点的青芽，叶子嫩得似乎有点透明，好像严冬给它的创伤最深还没有缓过来似的。很快，便有一束束白中带紫的碎花点缀其中。风渐渐暖和的时候花谢了，长出一串串的果实来，绿绿的如葡萄却没有葡萄般有光泽晶莹剔透，在春风里在阳光下闪烁也是一种不错的风景，只是无人欣赏，无心欣赏罢了。劳碌的人从树下低头匆匆走过，甚至连头也懒得抬一下。

秋天，柳树的叶子率先枯，楝树的叶子果子也渐渐泛黄，不时的有叽叽喳喳的乌鸦过来啄食这楝树的苦果，惊飞了呈现老态垂死挣扎的蝉。

那年队里的庄稼不好，初秋时节父亲就带了队里十几个劳力去安庆石化那个叫五里庙的地方和老洲公社的建筑队一起搞副业去了。

程墩地少人多，生产队里是不需要我们这些孩子下地干活的，放学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我没事就去北埂之渠转转的，顺便割些猪吃的野菜。这时楝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零星的楝果挂在树梢上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稀疏的枝杈在天空中挥洒着无奈。路上没什么人，其实也没人敢偷树，那个年代人都很本份也很胆小，谁都知道偷集体的东西抓到会被戴上高帽游行的，那比打他脸还要难受。

转眼就是腊月，在我们期盼中搞副业的人终于回来了。父亲还带了一塑料桶山芋干白酒，想必收入还是不错的。在家里父亲小心的把酒分装到家里空的葡萄糖瓶子里，空气中的酒味冲得我头晕，也让我直打喷嚏。父亲便笑话我，以后喝酒肯定不行的。

生产队分红时已是腊月底，父亲回来对妈妈说，程墩队被大队开会表扬了，一个工八毛钱，全大队最高，新化下拐两个队只有九分。后来又听父亲叹口气：不过吴家墩两家，程家墩也有两家还是超支了。我不懂什么叫超支，父亲说就是用过了，倒欠队里的钱。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的还超支？我真的不懂。

读初中的时候土地开始到户。渐渐的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年轻人有手艺没手艺都各显其能外出闯世界去了，也就没有了超支户。我也一样，外出快三十年了，去了那个叫“上海”的大都市，行走在香樟树下，并且在那里也有了家。从此家乡和家乡的树，像一幅暴晒在烈日下的画布，被经年的岁月撕扯成断断续续的碎条，在视野里渐渐变淡。梦里偶尔出现，醒来发觉枕头已经潮湿。

事实上即使回家去找也难找到楝树的踪影，也许它的“苦”也和着人们曾经的“苦”一道消失了吧！

但我在上海的有些公园里还是看过棟树的身影。一个搞园林绿化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树观赏价值很高，适合在大片的草坪中零星的栽植，既美观又能杀虫，价格高着呢。

只是没问这树在他乡是不是也叫苦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