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交通行政及规章制度方面的封建等级首先表现在“骑乘权”上，即对车辆、马匹、舆轿等交通工具的使用有尊卑贵贱之分。一部分人有骑马、乘车、坐轿的权利，另一部分人却不准享有这种权利。
在汉朝，商贾不准乘车、骑马；在唐朝，工商、僧道、贱民不准骑马；在元朝，娼妓不准乘坐车马。坐轿方面的等级制度更为森严，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有“舆担之禁”（“担”是轿子的一种，泛指轿子）。
如唐朝规定，士庶不得坐轿，只有当朝一品宰相、仆射在身患疾病时才可以坐轿；其余朝官，不论品位高卑，不许坐轿；即使朝廷命官出差途中患病，也必须陈清中书门下及御史台，经批准后才能乘轿。北宋初年，只有个别朝廷重臣经皇帝特许后才能乘轿。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在京四品以下和在外官员只能骑马，不许坐轿。
清朝初年，为了保持军队的骑射武功，清政府规定，武官不许坐轿，但许多提督、总兵无视朝廷定制，常常以轿代骑。至嘉庆年间，朝廷不得不重申禁令：“凡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高级军官如有乘坐肩舆者（肩舆是轿子的泛称），经人纠参，即行革职。”
出行工具的差异
在享有“骑乘权”的人的内部，彼此间等级的高低和身份的差异是通过所乘交通工具的类型、数量、制造材料及其装饰、颜色、游兆（车上插的旗帜）的差别反映出来的。
周朝时，辂车是天子专用车。辂车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5种类型。秦朝时，温凉车是秦始皇的专用车，这种车有4个轮子，车型大，上有顶盖，4面有帷，车后有门，3面有窗，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温凉车。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死在路上，其棺木载于温凉车中。因此，至汉朝，皇帝不再乘坐温凉车，而是把金根车作为专用车。汉朝以后，历代帝王大都把玉辂、金根车、步辇作为皇家专用交通车。
至于王公大臣和有“骑乘权”的庶民，历代车舆典制对其用车都有相应的规定。如北齐时，正一品执事散官及仪同三司者可乘通幌车（幌是罩车、遮阳、防风、避雨的设备），车内可以用黄金装饰；七品以上官员可乘偏幌车，车内可用黄铜装饰。隋朝时，三品以上官员乘通幌车，五品以上官员乘亘幌车，六品以下官员或有“骑乘权”的人，所乘车辆不准拖幌。
有权骑马者的等级差别是通过马饰和鞍饰表现出来的。如宋朝，只有京官三品以上外任者才允许以缨饰马；在明朝，虽然官民都能以缨饰马，但官民都禁用红缨，只许用黑缨。对于骑马所用的鞍辔，历代王朝也有详细规定。如唐朝规定，未上任官员不准用银及黄铜饰鞍，只能用乌漆鞍；宋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闹装银鞍，六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只能使用乌漆素鞍；元朝规定，一品官可用金、玉饰鞍辔，二、三品官员可用金饰鞍辔，四、五品官员可用银饰鞍辔，六品以下官员只能用钢、铁饰鞍辔。
坐轿人的等级差别是通过轿子的结构、用料、装饰、抬轿人数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在清朝特别突出。清朝廷规定，只有官轿才能有起拱轿顶，民间花轿、市轿不准起拱，只能平顶；只准官轿外罩绿呢，一品文官至七品县官坐4人抬绿呢大轿，亲王、郡王乘8人抬大轿，皇帝、太后乘24人抬大轿。清朝最富丽堂皇的轿子是慈禧太后的“鸾舆”，它以上等紫檀木为架，以黄金装饰轿顶，外罩杏黄色贡缎，上绣九条盘龙，以翡翠为莲花踏脚，出行时，由24名身材一般高、年纪一样大的太监抬着，以显示慈禧太后至高至尊的等级地位。
“仪仗”和“仪从”
在使用交通工具时，还要使用“仪仗”和“仪从”，这是封建等级制的又一个突出标志。仪仗古称“卤薄”，皇帝的仪仗队伍最庞大、最显赫，王侯百官的仪仗各有等级，规定很细，原则上是官阶越高，仪从越盛，仪仗越堂皇。平民百姓禁用仪仗、仪从。
唐朝时，一品官导从（即仪从）7骑，二、三品官导从5骑，四、五品官导从3骑，六品官导从1骑。明朝官员的仪从是：公爵10人，侯爵8人，伯爵6人，一品官至三品官6人，四品官至六品官4人，七品官至九品官2人。清朝官员的仪仗差别很大，以总督为最盛，其各种仪仗器物如馓、扇、旗、兵器、回避牌、肃静牌等共17种34个，而府、州、县官的仪仗器物只有5种8个。
历代除朝廷命官外，庶民绝无使用仪卫的资格，即使经济富有、略有地位的庶民出行，也只能让一两个仆役随行，而且不能喝道或令一人骑马在前充当“引马”。如宋朝规定，庶民乘车，前车不许呵引及援列仪物，也不得使用银水罐引喝随行。清朝规定，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才能用“引马”两人，其他官吏及庶民一律不准用“引马”。
清朝官员出行时，还有一项能反映官员等级差别的特殊内容，这就是锣声。如一、二品京官坐轿出行时，有“引马”作前导，卫士左右簇拥，仪仗中有开道锣，鸣锣6锤半（第七次敲响后立即用手捂住锣面，不让锣声蔓延，称为半锤），而州、县官坐轿出行时，开道锣只鸣3锤半，这样连盲人都可以从鸣锣的次数中得知乘轿者的等级。
道路使用上的差别
在中国古代，道路的使用规则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等级制。
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规定人们行路时要遵守“贱避贵”的规则。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办法让道。清朝规定，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以上见诸于正史的“行路贱避贵”实例，反映出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庶民之间的等级。就其实质而论，我国古代交通行政关于等级的规定是阶级统治在交通上的表现，是消极腐朽的。但是，由这些规定衍化而形成的一些观念，对形成好的行路秩序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大路朝天，车走中央，人行两边”的概念；“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君子耆老不徒行”的观念；行路时，“少避长”（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的概念。这些观念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行路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大平民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的优秀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