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荧屏上，“宰相刘罗锅”是一个刚正廉明、足智多谋的清官。他心怀百姓，惩贪治腐，还常常让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和中堂丢人现眼。在百姓眼中，“刘罗锅”可谓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连他的“罗锅”也显得十分可爱。然而，真实的“刘罗锅”却不完全如此⋯⋯

刘墉不是罗锅

“刘罗锅”是人们对清代名官刘墉的惯称。相传，刘墉是个驼背（俗称罗锅），朝野皆知。关于刘墉的“罗锅”，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

传说刘墉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时，乾隆帝亲自主考。乾隆帝看到刘墉是个罗锅，便戏弄他说：“你能以罗锅为题作诗一首吗？”刘墉随即吟诗一首：“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乾隆帝听后，又是惊叹，又是惭愧，当场就将刘墉点为状元。又有传说称，刘墉入朝为官后，上朝叩拜的姿势非常奇特，引来满朝文武的捧腹大笑。乾隆帝看到刘墉本来就驼背，又叩拜得很滑稽，便说：“刘爱卿，你这么一拜，不就成了罗锅了吗？”刘墉立即磕头高呼：“谢主隆恩！”乾隆帝与大臣们都感到不解，忙问刘墉为何谢恩。刘墉笑着说：“按大清律，皇帝赐予臣子封号，封一个字，每年可加俸禄万两。如今皇上封了‘罗锅’两个字，臣每年便可以多拿俸禄两万两，这真是皇恩浩荡啊！”乾隆帝听后哭 笑不得。

有关“罗锅”的传说固然有趣，却多为误传。尽管史料上没有关于刘墉仪表堂堂的记载，但他至少也是身体端正，绝不会是驼背。据考证，清代选拔官吏有全面而严格的标准，概括起来有四个字——“身、言、书、判”。所谓“身”，便是相貌端正、体格健壮；“言”是指口齿伶俐、表达清晰；所谓“书”，是指字体工整、笔法清秀；所谓“判”，是指断事精准、思维敏捷。刘墉作为清朝官员，定然要通过这四项审核。四项之中，“身”是第一位的。倘若刘墉是个“罗锅”，不仅难立官威，而且有损大清国体，那么即便他出身再高，也不可能入朝为官。

那么，“刘罗锅”的误传从何而来呢？一般认为是源于嘉庆帝对刘墉的称谓。一种说法是，嘉庆帝即位后，刘墉已年过八旬，难免有些弓腰驼背。嘉庆帝常常以“刘驼子”称之，这一称谓逐渐传播开来，民间就误以为刘墉天生就是驼背了。另一种说法是，刘墉身为嘉庆帝的老师，深受敬重，被尊称为“刘阁老”。由于“阁”与“锅”读音相近，“阁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就变成了“锅腰”，刘墉也就成为了“刘锅腰”。“锅腰”在京城方言里称为“罗锅”，于是“刘罗锅”的叫法便流传开来了。

出身名门的饱学之士

民间传说大多将刘墉说成出身平凡的学子，有的影视作品甚至说刘墉家境贫寒。但事实恰恰相反，刘墉出身于清代著名的官宦世家，祖孙三代均官居高位，其门第之高，在清代很少有几人可与之相比。乾隆帝曾特赐刘墉御制诗：“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声勉永继，莫负奖期深。”意思是刘墉出身名门望族，为官应有所建树、不辱门楣。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康熙五十八年（1719）生于山东诸城（今属山东高密市）。他的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的进士，祖父刘棨是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是乾隆朝前期极受重用的诤臣，是以汉人身份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第一人，其地位之高、兼职之多，堪与后来的相提并论。自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至刘墉的侄孙刘喜戏和海，刘氏家族共出了35位举人、11位进士和2位大学士。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刘墉自幼便饱读经书、博闻强识。然而奇怪的是，刘墉在30岁之前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33岁时，刘墉才因出身名门，直接参加了在京举行的会试和殿试，被钦点为二甲第二。据说，由于刘墉才华出众，乾隆帝举行殿试时曾欲将他点为状元，后来因其父刘统勋极力反对才作罢。中进士后，刘墉进入翰林院深造，三年后授翰林编修，不久升为翰林侍讲。此后，刘墉多次担任科举乡试、会试正考官，三次兼署国子监，曾先后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三通馆、会典馆总裁。《清史稿》评价刘墉的才能为“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刘墉不仅学识出 众，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集历代名家之所长，自成一派，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为“清代四大书法家”。刘墉的书法体丰骨劲，笔法浑厚，尤其擅长小楷。后人称赞刘墉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骨。

百姓心中的“刘青天”

刘墉的官场生涯，前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这段时期，他刚正不阿，为民除暴，革除了科场、官场的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称为“刘青天”。

刘墉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江苏学政时，曾针对当时科场风气不正、官犯勾结的状况，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惩治。正因刘墉作风严正，很多想蒙混作弊的考生一听说刘墉监考，都吓得不敢进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出任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受灾严重，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偷盗案件频发。刘墉到任之后，多次微服私访，查明了灾情和案件实况。他一连撤了两名知县和一名知州，令官场风气为之一振；同时开仓赈粮，接济灾民，使百姓暂渡难关。他还下令加固城垣，修建仓储，并鼓励民间开采峒硝。不久，湖南就恢复了社会安定、民生丰足的局面。

关于刘墉的刚正廉洁，最为人称颂的史实是查办山东巡抚国泰一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刘墉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值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罪名，引起朝野震动。因为国泰是皇妃的伯父、和的心腹，党羽众多，势力庞大，朝中官员大多忌惮他。乾隆帝立即派和、刘墉及钱沣一同前往山东调查此案。和有意袒护国泰，在查案之前还暗中给国泰通风报信，给刘墉的调查制造了不少麻烦。刘墉到达山东后，化装成一个道人，暗自查访，结果发现国泰罪行累累、证据确凿。例如，国泰将山东受灾情况谎报为丰收，邀功请赏；以向皇帝纳贡的名义搜刮民财，致使几十个州、县府库亏空；为掩盖自身罪行，他还杀害了为民请命的九位进士、举人等。此时，皇妃已经在为国泰说情，与和亲近的众多官员也开始为国泰游说。刘墉顶着压力，向朝廷历数国泰的种种罪行，并摆出自己查获的铁证。最终，国泰认罪伏法，涉案的30多位官员被一一处置。国泰一案轰动一时，在百姓中广为传颂。

圆滑世故  棱角渐无

了结国泰案后，刘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不久又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调任京官之后，刘墉开始奉行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渐渐失去了早年的锐气。在民间故事和影视作品中，刘墉总是有勇有谋地对付和，打击和的嚣张气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力量对比来看，在两人同朝为官的20余年中，和始终是乾隆帝身边的大红人、权力场上呼风唤雨的重臣，而刘墉的官位、势力与和不可同日而语。从主观愿望来看，刘墉为官后期不再是棱角分明、刚直不阿的处世风格，而是变得圆滑世故、乐于取悦。据史料记载，刘墉调入京城后，看到和位高权重，其党羽遍布朝野，便对和及其亲信虚与委蛇。

另据嘉庆元年的圣谕，乾隆帝曾经向刘墉询问一位名叫戴世仪的官员才能如何，刘墉模棱两可地说：“还可以吧。”事实上，戴世仪能力平庸，连乾隆帝都心知肚明。乾隆帝因此斥责刘墉对于选拔人才完全不留心，令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由此看来，刘墉为官后期做起了“老好人”，不愿再得罪官场同僚。

糊涂为官 “小错不断”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后，刘墉为官便“小错不断”。一次，乾隆帝与刘墉谈及嵇璜、曹文埴的为官情况。后来刘墉却不小心把谈话内容泄露了，引得乾隆帝不悦。不久，刘墉受命主持祭拜文庙，因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而遭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天，刘墉兼署国子监期间发生了乡试考生舞弊事件，刘墉因此被弹劾并受到处分。但仅仅半年后，刘墉又犯了一个小错，这次终于触怒了乾隆帝。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京城连天阴雨，上书房教皇子读书的师傅们一连好几天没有开课，当时任上书房总师傅的正是刘墉。乾隆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对刘墉大加申饬，并降了他的官职。在降官的圣谕中，乾隆帝毫不留情地指出刘墉接连失职，过失甚大，实难宽恕。四年后，刘墉充任会试主考官，因阅卷不细，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试卷。乾隆帝得知后，再次对刘墉进行了严厉斥责。因为这一系列的错误，刘墉错失了被授予大学士的机会。嘉庆元年（1796），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增补比刘墉资历浅的董诰为大学士，并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一年后，刘墉才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但圣谕中仍称刘墉“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

事实上，刘墉最高的官位仅是“体仁阁大学士”，他从未进过军机处，也就没有涉足清代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后世称刘墉为宰相，多半是不合适的。

刘墉为官的前期与后期，执政能力判若两人，不禁令人感到费解。仔细看来，刘墉所犯的错误，多因大意失察而成，而且一犯再犯，实在不像一位饱学之士的作为。巧的是，刘墉犯的错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赔不上身家性命，却总能招致乾隆帝的训斥。

由清正刚直到圆滑世故，由慎思明察到糊里糊涂，这均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那便是那些平庸糊涂、不功高盖主的官员更得乾隆帝喜爱。刘墉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宁愿表现得有些小糊涂，也要顺应官场规则以求自保。

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他虽一生清廉，但没有做到不失刚正，因此，嘉庆帝赐谥号“文清”，而非“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