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悲剧

——略论《乡土中国》的权利斗争

村南村北鹁鸪声，刺水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陆游

亘古如斯的乡土，却有着千种万种的斗争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有出走与回归的矛盾、挣脱与束缚的矛盾、情感与秩序的矛盾、时空隔阂与社会联系的矛盾等等。费孝通用《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把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剖析连缀成一个严密的结构，其中的“乡土本色”从经济因素开始，深入到文化因素，把农业社会最核心的社会特质展现出来了，然后将“私人道德”、“家族”、“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教化权力”等关键内容编制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读之便可对中国乡土背景下的人性、政治结构、文化性质等深入认知。

当然，若想用更简练到位的文字重述整本书的内容，以及没多大必要，也没什么可能。如陈心想《对话乡土》一书，实质上远没有达成对话的可能，只是一种臆想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可以站在高处评价前人而已。合上全书，反复琢磨费孝通对乡土性质下“家国情怀”的分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乡土中国”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却“消弭个人独立精神”的矛盾体。一方面，乡土背景下的中国人无处不以私人关系为原则，无不以私人利益为旨归；另一方面，却没能发展出对个体人格精神的追求。

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原住民的生态稳定性，稳定而落后的生产力与贫乏的生产资源之下，只有以某个权力为中心，以差距格局为固定层序，才能既满足权力支配下的事业共同体统一性，又能实现每一个成员“乐天知命”地固定在权力网络之中。故而，乡土社会中，文字下乡从时间、空间角度来看都显得不合时宜，而乡土之民也不知文字知识可以改变其认知，可以成为打破原有格局的力量之源。在统治者牢牢掌握话语权的背景下，“衣冠简朴古风存”。在“教化权力”之下，人们无能自主，却以私人占有为最终目的，就算偶有机会出人头地，也只是为了“衣锦还乡”，希冀在原有的乡土结构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费孝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解读成“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阻断了“个人——社会”的社会联系，最不利于“公民意识”、“爱国意识”的培养。故而，只要有稍微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纵横南北，对乡土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致命的打击。

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传统文化，可谓在维护这种稳定结构方面费尽苦心。为了维护家族生存生产事业，男女之爱被禁止，家庭之爱被定义为子孙辈对长辈的孝、媳对婆的顺，故而婆婆不能从她丈夫那里得到合理的爱，便将爱无限地投入到儿子身上，儿子必须对父母孝顺，儿媳在家庭里也只能表达这种对上的孝顺和对下的慈爱，夫妻的恩爱便伤害了婆婆对她儿子的感情，故而婆媳矛盾必然产生。所以，为了维护这种稳定，夫妻要“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妇女都必须先忍让，“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变得暴戾残忍。那么男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确立呢？他们决不能以平等合作的身份相处，必须融入上下等级之中，顺从“礼治”的秩序，所以中国男人多数“在外是顺民，在家是暴君”，这样，他们才能平衡自己从秩序层级的权力生态获得认同感，而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下人与人平等合作的商业关系以及女性已然在获取生产资源、掌握生产技术方面超过男性的现实。

孔夫子“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理念可谓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经验。但这貌似合理而稳定的结构思维却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欲望”与“理性”特质。在乡土社会，资源有限、人口暴涨，故而不同姓氏之间互相倾轧，不同村落之间常有械斗，遇上灾荒或战乱，大面积的屠杀便成为社会恢复原有稳定的重要手段，史书每页可见的“坑卒几万人”、“屠城几万口”便是鲁迅所言“吃人的传统”。个人对资源有支配欲，对下属有支配欲，对孩子便只剩下支配欲了，缺少天性之爱的家族伦理，在荒诞不过的悲剧。费孝通非常宽厚地指出：“一个孩子在一个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

李世民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后人也常评帝王“马上的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因为守成治世，是需要稳定和秩序的政治伦理，而“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便为李世民口中之“文”。所谓的“为政以德”、“为民父母”是用家庭单位来隐喻社会层级关系，企图设立这样的关系便于推行“孝”的治国理念，并以此教化大众。当然，这忽略了每个人对支配权力的追求，故总难免“苛政猛于虎”的横暴权力在乡土基层被行驶出来。

“父母官”的说法，确立了“爸爸式的权力”的教化性质和支配力量，但人与人不是单一的层次关系，故而万世师表孔圣人的理念，被进一步完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确立了乡土社会师长的教化权；古代科考后，仕子以主考官为师确立上下级支配关系；单位中上下级、前辈与晚辈的关系，也是对“培养对象”的教化性质的权力支配。所以，一个追求独立学术精神的博士生，会被导师以“欺师灭祖”的罪名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没有从大家族中“习得”对这种权力关系的适应，他便会成为一介莽夫，被整个权力系统排斥，即便个人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在已然确立权力团体与圈子势力中找到位置。你若仔细统计分析，便会发现当前各大学科的“江湖势力”——大咖们结成朋友圈主宰某一领域，其徒子徒孙接棒占据，若有创建便是“背叛师门”，将无立锥之地，只能仓皇逃离。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注定成为异族，必将受到团体势力的排斥与扼杀，长老们的江湖容不下挑战，他们将用于平静而牢固。

中国没有“堂吉诃德”，因为乡土的长老政治不容许这种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体精神永远在以利益为纽带的小团体中显得不合时宜，人与人只能为了满足自私的思想而虚伪地怀着“知恩图报”的顺从心理。所以，个体精神永远是悲剧的源头，司马迁笔下的李广，终不能对刀笔吏的羞辱，便是最直接的例证。而今，你若对某些“导师”的权威有所冲击，你变死无全尸。

费孝通为这些悲剧英雄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新旧之际，“时势造英雄”，个人扯大旗、占山头，就是为了抢夺话语权，难怪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家共同发展。因为动乱，人们被迫打破习惯的惰性，寻找新的层序以求适应、安定，因为动乱，英雄豪杰便能充分利用他人的紧张、犹豫和不安，所以，英雄人物必定拥抱暴风雨的到来，主张变革的产生，当他老了，他便成为害怕变动的长老。

社会的变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只有勇立潮头，你才能继续施行“教化的权力”，故应知“学无止境”，要保持“有知”对“无知”的教化，而不是以自己的“无知”去支配“有知”，要对“口是心非”的服从保持警惕。

景祥于丁酉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