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通过这本书重新审视了西方300年间经济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是政治，而不是金钱推动了世界的运转，尤其是战争，造就了包括税收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的现代经济生活体系。政治事件和体制往往控制了经济的发展，也是导致经济起伏不稳的主因。金钱关系这本书强调做了财政力量的四大要素的重要性，税收机关，代议制议会，国债发行，中央银行。尼尔弗格森称之为四角机制，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大篇幅的阐述了英国在18世纪成为发展财政力量的大国，但是这个力量也随后被其他大国采用，比如美国。战国是引发体制革新的驱动力，正是军事费用难以预知的波动促使各国开辟灵活的财源，从税收领域来说，国家财政无法完全依靠间接税，而要通过直接税获得充足的收入，则必须借助于代议制，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官僚体制，相对于法国旧政权下的包税制，这种制度显然更加优越。

但是仅凭税收是不够的，为了摊销战争的费用，将战争费用延展至和平时期，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政府借债延续制度，中世纪意大利所开设的公债体系就是解决之道，在本书第四章指出相比过载的绝对值或者相对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或者未来的偿债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像汉诺威王朝这样的政权就可以通过低债务利息来维持相当大的国债规模，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探讨了早晨国债利率出现差异的原因，论述了无论是出于过去经验还是出于对债务拖欠或者通货膨胀的预期，都会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从而增加新债务的成本，由于现代财政金融的指标，投资者通常会通过政治事件比如战争或者革命来推断债务拖欠或者货币贬值的可能性，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资料，篇幅过长这里就不赘述了。另外还可能会发生回馈效应，也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会限制国家财政的调控空间，进而增加政治危机的可能性。

假如你曾沿着曼哈顿第六大道至第四十三街行走，抬头便可见一块13位数字的大横牌，作者上次见到它是在1999年10月17日，上面的数字为：5 601 723 423 979这个数字之上有四个字“美国国债”，数字前面是美元符号，下面还有两个统计：“平均每户73 191美元”和“每秒增长10 000美元”。这块横牌只是历史的一段小插曲，它是那场关于美国公共财政激烈争论的遗留物。公共财政曾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美国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86年，罗纳德·里根财政政策的批评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则文章，警告人们日益膨胀的国债将导致“共和国的灭亡”。保罗·肯尼迪将1985年国债总额（1.8万亿）看做是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征象，并悲观地补充道：“历史上除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发国债的大国仅有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它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假如美国国债每秒1万美元增长速度数据可信的话，那么到2001年初美国国债将会达到14位数：10万亿美元。而克林顿总统却能够在2002年2月宣称，以他最新的财政预算计划，到2013年美国国债将全部偿清，这也意味着国债的增长速度为每秒－1 000美元。美国国债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第六大道的那13位数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经济背景下来考察。若以长远角度来审视国债，则会发现只要国家金融机制能够对国债管理得当，一座表面沉重的债务大山或许并非不妥。这些金融机制，尤其是长期国债机制，其发展的曲折之路正是解读现代历史的关键之一。

17世纪，从意大利扩展至全欧洲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公立银行的诞生。此处，我们首先要区别原本由不同机构行使的两个不同职能：国债管理和货币管理（此处货币管理中不包括铸币，铸币通常委托给铸币厂）。考虑到结算系统在大规模商业发展中起的关键作用，区别这两种职能尤为必要。虽然在热那亚和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都曾有过公立银行的先例，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立银行是成立于1587年的里阿尔托（威尼斯一岛屿）银行，它通过接收存款、实现转账、承兑汇票，改革了威尼斯的货币流通和支付系统。成立于1619年的基洛银行把威尼斯的部分短期国债转换成带息可转让债券。阿姆斯特丹的威塞尔银行的功能与里阿尔托银行相似，但它也处理金条和铸币事物。其他地区很快纷纷效仿：米德尔堡（1616年），汉堡（1619年），代夫特（荷兰城邦，1621年），鹿特丹（1635年），奥地利（1703年），丹麦（1736年），瑞典（1762年），普鲁士（1765年），以及俄罗斯（1768年）。而瑞典的公立银行相比英格兰银行而言，更类似于威尼斯的基洛银行。和阿姆斯特丹的公立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的首要功能是管理国债，但由于它既垄断了纸币发行，又深度渗透于商业贸易，导致它在维持货币稳定上具有天然利益（正因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货币稳定也渐成其责任），这也意味着要维持纸币与铸币的可兑换性。法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约翰·劳皇家银行所制造的灾难性泡沫，导致法国的公立银行在两代人中信誉尽失。1776年建立的贴现银行旨在贴现商业票据，直到1787年才开始向政府放贷，起初只是暗中放贷，后来变得大张旗鼓。这家银行持续时间不长，内克尔曾打算将它改制为国家银行，但却因为遭到那些“财阀主义”反对者（尤其是米拉博伯爵和屈斯蒂纳伯爵）的阻挠而搁浅，1793年，这家银行更是和其他合资公司一起被查禁。“把自己变成英国人、银行家、金融家对我们没有好处。”巴茨男爵这样说，这当然是错误的。在短暂的“自由银行”时期之后，直到1800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政变的支持者才建立了法国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不同，法国银行部分为政府所有，政府将偿债基金存放其中以此换取股份。1806年，在这家银行被授以巴黎纸币发行权3年之后，拿破仑也说：“法国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们，也属于授予它货币制造特权的国家。”

要了解这些机制的运作有效性，首先要认识到他们所能产生的社会结果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第七章的主题，在尼尔弗格森的模型中，如果该国的选民范围达到最大，也就是全民拥有选举权，大部分选民但并非所有选民都是纳税人，这里是指直接纳税人，此外还有相对较大的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也就是各种转移支付的受益人，也包括食利者，还有相对较小的政府公务人员，但是这只是无数组合中的一例，如果按照这个模型描绘苏联的体制的话，会发现苏联的选民非常小，而公务人员非常庞大，如果认为这种群体的各种组合中只存在一种最佳平衡模式那就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难想象出由于失衡无法维系下去的例子，比如这么一种情景，也就是纳税人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和政府公务人员。在民主体制下，投票者的范围是四者中最大的，政治家们一直试图利用财政体制来提高他们获得选票的几率，第八章讲述了对税率，失业率，国家债务，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操纵成为政客们追求支持率的手段，然而这种政治商业周期并不能长久奏效，主要是因为选民的表现不再契合巴甫洛夫简单的富足感的理论模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主要是经济指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淡化。

当今的民主政府更加倾向于通过宣传来获得重新单选的机会，他们营造出来的更多的是繁荣的主观感受，而非繁荣的客观事实，通过宣传进行竞选也会涉及到政党的财政问题。随着党费的锐减和竞选费用的上升，政党如今的处境相当困难，如果过于依赖富有的私人资助，则会导致腐败，而过于依赖公共资金也是如此，第九章指出这也是构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矛盾之一。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把四角机制模型推演到全球层面，20世纪80年代，英美金融体制的全球化和国家贸易的自由化似乎回归到了1914年前的全球化浪潮中，这前后两次全球化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现在劳动力流动性不如19世纪，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趋同化不一个世纪前的效果，此外，今天的国际货币体制中也缺少一个可以和1870年以后的金本位相提并论的货币架构，事实上，在当今货币纷纷与黄金脱钩的情况下，欧洲实行单一货币似乎是逆流而行，第十一章还论述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可能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各国财政体制内的世代失衡程度不一致，而世代失衡问题属于目前还属于各国各自之间的内部问题。

是不是经济的全球化就意味着，民主的全球化呢？在第十二章给出的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彼此的依赖程度要小于他们对教育，法治，财政稳定这些要素的依赖程度。另外民主化通常与多民族国家的分裂相关。在第十三章指出政治分裂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时代特征，但是它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同时也不必认为21世纪的超国家组织会比20世纪更为强势，纯粹从财政角度来看，像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并不比它们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前身更强大。

最后一章认为，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也就是帝国力量，作为资本进口和民主政治的国家，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享受着丰厚的和平红利，但是它无意继承一个世纪前英国担当的警察角色，虽然以他的经济力量显然可以做到，然而英国的历史深刻的反应了扩张不足的危险，并不是帝国的过度开支损耗了英国的力量而是它在帝国的防御上做的不够充分，日本和德国是英国在20世纪遇到的最大挑战，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体制上尚不足以和英国对抗，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经济结构不足以维持该国领导人推行的军事计划，导致两次世界大战都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德国的军事表现表明，一个军事动员能力超强的独裁政权能够对一个准备不足的民主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并不是说美国在不久的未来也会遇到这样的挑战，而是美国就应当利用它的力量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带给那些流氓国家。

作者提及欧洲经济及其联盟和其财政体制所面对的问题。目前欧洲统一市场一方面形成了政治统一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南北经济模式的分裂，北部欧洲成为核心区，南部欧洲正沦为边缘区。以德法为代表的核心区也就是财富创造能力强的地区逐步挤垮了南部国家比如意大利西拔牙，导致南部沦为边缘区其财富创造能力被瓦解，目前欧盟只有两个前景，不是走向欧洲合众国，就是面临解体和经济崩溃，它无法长期维持现状。只有进一步统一各国的财政大权，成为欧洲合众国，欧元区才能更进一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