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题记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票房大卖，网上议论纷纷。人们常说：作品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部电影亦是如此，它真实得让人心生恐惧，又温暖的让人满怀期待，它普通平凡、不加修饰，却让人若有所思、泪流满面。

    也许有人会问：这么真实的电影是怎么写出来的？这当然离不开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和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是药神》的创作来源于真实事件，那便是喧嚣一时的陈勇一案。程勇的创作原型便是陈勇，同样的慢粒白血病事件，不同的是一个是电影，另一个是生活。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苦太多。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魅力吧！毋庸置疑，程勇是这部影片的主角，电影起初的他只是一个因为卖不出保健品-印度神油，而交不起房租的药贩子。直到不速之客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拜访，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吕受益因承担不起诺华制药公司开出的天价格列宁，而通过朋友介绍希望程勇可以铤而走险去印度走私格列宁，落魄的程勇，在前妻带儿子出国的威逼、父亲病重、生活的窘迫等一系列困难的撺掇下，踏上了走私印度格列宁的道路上。走私印度格列宁改变了程勇、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等人的生活。因为内心的恐惧，程勇将印度格列宁的中国代理权交给了制造假药的张长林，致使他的伙伴一个个离他而去。如果说程勇起初贩卖印度格列宁是因为盈利，那么在他经历了吕受益的死后的再次走私则是完全因为情义。直到他入狱，路两旁的白血病患者的相送亦是满满的情义！

    “  生活实苦，但请足够相信”。清华大学对甘肃学子魏祥的暖心回语让魏祥母子找到了希望的曙光，反观《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中的程勇，他虽然违法走私违禁药品，但却是为了救成千上万吃不起诺华制药推出的瑞士格列宁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于水生火热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QQ群中聊天记录的特写，成片上万的患者留言：这是真的吗？我的孩子有救了；看到了希望…当“希望”被逐渐放大时，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这冰冷的字体，还有他们喜悦的表情。他们觉得自己有救了，觉得自己有了和死神战斗的筹码。我们要足够相信，天下不乏有情人。

      人们常说:“法大于情”。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硬性条件，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仅仅依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才会有警察局长抓捕陈勇等走私犯的死命令，更何况是张长林那些罪大恶极的假药贩子。当法与情产生矛盾时，舍法取情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所以即使警察局长下令抓捕程勇，我们也不能对其进行批判，他们是执法者，执法必严。镜头转向一位老婆婆时，她说的话让我非常心痛。她说:“领导，求你不要再去追查那个人了，我患病三年，吃四万块钱的格列宁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便宜的药买，你们说它是假药，假不假我们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把他抓去了，我们就得等死，我不想死”。当警官曹斌听到这段话时，他把那群患者给放了，并跟局长说他办不了这个案子。这就是曹斌的情，他虽然身为执法者，仍有柔情，他可能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他的内心是坦荡的。当然，我们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严惩犯罪分子。

      这其实就已经揭露了社会的一个现象：社会贫富差距大，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的难以想象。正所谓：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因为穷，所以才吃不起瑞士格列宁，也因为穷，程勇才会走私印度格列宁。诺华制药公司背景强大，后台强硬，才有能力让印度格列宁关厂停销。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我们应该极力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消费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刻不容缓，影片虽然展现的是十几年前的故事，但它充分表现了当时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缺陷，可幸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医保制度覆盖面广，服务率高。病人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吃不起药而死了。

      《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揭露了社会现象，展现了人性的弱点与美态。人间处处有真情，情与法的矛盾时时都在发生，法律的天平是不会倾斜的，但是法律是可以网开一面的。我们要遵守法律，也要付诸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