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场大手术后,我在手术室醒来。
迷迷糊糊之间,听到一个女声:“病人醒啦!”
“叫什么?”
“balabala”
“几岁了?”
“balabala”
过了一会儿,他们(护工或是护士)将我推出了手术室,只听得耳边又喊了一声:“病人进ICU啦!家属不要来!”
于是,我被推进了ICU。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回进ICU,跟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有些不一样:六人一间,护士四五人,机器声不绝于耳。
正当我想着更多的时候,护工喊了声:“我们到了啊!来,抱紧我……”两个护工抱起我,小心翼翼地安放在3号病床上。
护工的动作,干净利落,然而,听到“抱”这个字眼,我的身体就本能地颤抖起来,害怕伤口的撕扯般的疼痛。理智告诉我,要忍忍,坚强点。但身体是实诚的,耐不了一点点的疼痛——于是,听到“抱”就会不由自主地“痛”起来。
我觉得,与其说这是生理性的疼痛,不如说是心理上的疼痛。“疼痛”一旦记忆化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点没办法……
2.
ICU的病人是毫无招架之力的,起床要辅助,呼吸要辅助,撒尿拉屎更要辅助。
一个人失去了对身体的自由支配权是什么样子?就是ICU病人的样子——脑子依然清醒运转,身子已经罢工。
刚刚被安置在3号病床上的时候,一群白大褂包围了我。有人插管,有人插袋,有人调机器——一顿操作猛如虎后,我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突然想撒尿,我拉住了离我最近的衣角,拍了拍膀胱——你问我为啥不说话?到了这个地步,说话就是苦差事,累、痛、还费脑子。以前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就葛优躺,也是类似的感觉。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动。但区别是,身体康健的时候,是“能说,不想说”,此刻,我是“不想说,说更累”。
人生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平日里废话连篇不觉累,在ICU,竟是“一句顶一万句”,说是“一言九鼎”不为过——舌头上顶着九鼎的沉重。
“要尿尿吗?”是一个女医生的声音,“已经装好尿袋了,你尿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此后,我便没有了“尿意”——通过“尿管”,这人类伟大的发明,原来我们可以没有“尿意”而依旧排尿。
在ICU里,不管你曾是谁,nobody也好,somebody也好,众生从未如此的平等:一样的不能动弹,一样的在床上拉屎撒尿,一样的离不开呼吸机。
在ICU里,你的床号就是你的代号。名字,头衔,身份,都没有了意义。对你最有意义的就是你床边的各项“指标”:心率、血压、呼吸频率、胸液量、尿量。
在ICU里,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人是“数据”。各项指标决定了你的未来走向——是推出去,还是继续待着。
3.
我后来才明白,推出ICU,有两种可能:有希望的,以及,没有希望的。那么,留在ICU,则只有一种可能:还有希望。
这么想想,ICU就是病人与死亡的一道墙。墙外,死神虎视眈眈;墙内,众生命悬一线,苦苦挣扎。
ICU究竟是病人的天堂,还是地狱?人在这里是被救赎,还是被进一步摧残?
那几天,我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肉身,高速旋转,自由、跳脱、随性。灵魂能否独立于肉身?在ICU里,是可以的。当你的肉身疼痛不已、苦苦挣扎的时候,你脑中的想法却一点不闲着,思绪飞扬,灵动、活泼,仿佛在嘲笑肉身的“呆滞”。一个头脑清醒的ICU病人,他的灵与肉,是分离的。他依旧可以神游物外,却拿肉身的痛苦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句话,“你痛你的,我想我的。”
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单曲循环一句话,“你不能用思想搬开眼前的石头”。就是那么的应景。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力,哪怕他头脑如旧,也是个“废人”——一个身体荒废了的人。在此之前,我从不认为霍金是废人,恰恰相反,他比世上的大多数人都强大。但在ICU里,我改变了我的想法。“身残志坚”这种来自他人的恭维,除了听着愉快,没一点卵用。你笑,全世界陪你笑;你哭,你一个人哭。你的疼痛,就只是你的疼痛。你最狼狈不堪的日子,可能是别人喜笑颜开的时候;当你在ICU里命悬一线,水深火热;别人可能正在打盹儿无聊,商量着下午茶喝啥子好。我顿悟了,这就是人生的“相对论”。
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着。以前读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心里特别的不爽:明明我很重要,怎么在天地的眼里,竟不过是一只随时可烧的“刍狗”。当你意气风发的时候,你自以为是天地的宠儿,上天待你格外厚爱。当你风烛残年,老弱病残之时,天地弃你如敝履,似秋风扫落叶。天地还是那个天地,你却不再是那个你。天地未变,变化了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处境,也是我们的心境。
“天地不仁”,诚不我欺!
在进ICU前,我会埋怨天地的“不仁”——不仁,即残酷也。但在ICU里,我调整了我的看法: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正因不仁而不老。君可知,对一个人的偏爱就是对另一个人的不公,于是,索性“不仁到底”,一视同仁。在这点上,老天是公平公正的,生老病死四大事,谁也逃不了,早晚而已。
苏格拉底说,哲学家的一生是寻找死亡的一生,哲学是思考死亡的事业,所以哲学家是不怕死的。我国的庄子也说乐死不乐生,可以齐物,可以逍遥。凡人骨肉,讳死不讳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多少风流人物,多少恋恋不舍,然而,时间一到,多少忌讳也无用。阎王要你三更走,岂会容你到五时,任你是谁,终不过一个“土馒头”。这是《红楼梦》的思想。
我从前读,觉得太悲。此刻在ICU里,想到了它,想到了《好了歌》,突然觉得不那么悲了。沧桑归沧桑,但人间的事,就是这么个理。
执迷不悟,乃是烦恼之源。
4.
【此时众生】
若说ICU里的天使,那一定是医生和护士,还有护工。
医生不固定,谁主刀谁负责;护士则是轮班,白天是2-4人,晚上至少1人。ICU里,24小时不缺人。
护工也是。
护士与护工的分别在哪儿?
护士往往是医院在编人员,负责病人的护理工作,在ICU里更多的是监测各类指标,帮助病人起身、躺卧、换药等等细活,像擦身子、端屎盆子、送饭等粗活则归护工。护工据我观察,应属医院外包工,年龄普遍偏大,做的也往往是“力气活”,可谓孟子说的“劳力者”。
医院离不开“劳力者”,病人更是。抬人、擦身子、端屎盆子……此类“脏活累活”,就像文明社会的下水道,明面看不见,但一旦遇阻,必定狼狈不堪。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从生物上看,是哺乳动物。五样本能不离身:吃、喝、拉、撒、睡。其中一环出错,身体必然阴阳失调,病气侵体。ICU里的病人,都是本能失格的人——或说本能局部丧失,平日里简简单单的“吃、喝、拉、撒、睡”,在这里,都得靠“辅助”。
吃饭嘛吃不下,但你还得吃;喝口水要求护工,护工还不让多喝;拉屎更得靠护工端屎盆子、完事儿后擦屁股——但往往也是半天屙不出屎,光放屁不拉屎的居多——护工的脸色这个时候往往是阴郁的,于是,你只能陪着笑脸,一个劲儿地谢谢阿姨,给阿姨添麻烦了……撒尿还好,有导尿管和尿袋,病人可以没有尿意而自由排尿。
睡觉如何?这个因人而异。有人痛得整晚失眠,但只能忍着,不能吱声——闹腾的病人,不但招护士讨厌,也会给隔壁的病人添堵。于是,懂事的病人就会默默扛着,自己消化。我隔壁床的2号病人就是这样。一天三支止痛针,每次打针,她都小心翼翼且紧张兮兮。她的话很少,几乎从不主动讲话。
有的病人则恰恰相反,爱刷存在感,有事没事就“护士、护工”呼唤,爱跟隔壁的人唠嗑,不讲话就烦躁类型——4号病床的老阿姨就是这样。七十多岁的上海老阿姨,动了肺结节手术,有高血压史,身材壮硕,面庞饱满,最躺不住。每次的话题发起者都是她,聊到最后,往往是她说我们听。这个老阿姨身上爆发出的活力让我感叹——在ICU里,爱说话的人,总归能多蹦哒会儿……
那几天,我不爱说话。一个是说话费劲,一个是因为整个病房只有我是外地人——因为疫情,医院几乎只接受本地上海病人,我因为一直待在上海看病,又因病情严重,所以破例进来。在上海话的包围中,我用普通话回答,因而这样的聊天很不尽兴——还有,在所有的病人中,我最年轻。三十岁的人,和七十岁的人,很难聊high。大家交流最多的是病情——怎么发现的,现在感受等等。然而,也就是三两句话就打发了。更多的时候,ICU病人总是躺着的——除了躺着,别无他法。躺的后背胀疼,求护士辅助坐起来——护士走过来,操作一通,床后背就立了起来,病人自己拉住床尾的辅助绳,勉力撑起身子——这才坐了起来。坐起来后,可以看看整个病房,看看值班的护士,看看对床的心跳次数和血压值。这就是ICU病房里全部的风景——
5.【护工篇】
打理我们病房的护工,大约五十多岁,非常干练的老阿姨,大约是安徽人士。她每日的工作从4:30开始,21:00结束。中间不定时随传随到。
每个4:30,护工阿姨就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病房大灯,把病人的床头摇高,扔给他们床脚的辅助绳,催促病人自己起身。
一个大病房六个病人,从1号病床到6号病床,不管内心有多抗拒,只能顺应大形势,艰难起床——在ICU里,任性是不存在的——要保命就得听话、顺从。
病人坐起来后,护工阿姨按照顺序,用病人事先准备好的脸盆打水,拿病人事先准备好的毛巾,给病人擦身子。擦身子可以防褥疮,每日不得省略。在医院里,病人是不分男女的,ICU更是如此——管你男、女、老、少;护工阿姨该擦哪儿就擦哪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擦好身子后,护士会让病人活动一下腿脚,或是自己坐着。抬腿——弯腿,循环动作,做足600个——不然静脉血栓自己受罪。这是病床上唯一的运动——枯燥、重复、乏味,然而实用。
6:30是早饭时间。护工给病人打好饭(一般是粥、榨菜),病人自己吃饭。(喂饭是不可能的,吃不吃由你,吃多吃少随意——很像幼儿园是不是?)
吃好早饭,护工收拾桌面。病人自己抬腿——弯腿——深呼吸,等待护士拍背吐痰、做雾化。
手术后的第一口痰无比稀罕。它决定了病人日后的呼吸状况——因此在术后的第二天清晨,护士会给病人拍背,鼓励病人吐痰。吐进一个小瓶子拿去化验。这才算大功告成。
但越是年老的病人,往往吐痰越困难。这个时候护士的拍背技巧就尤为重要——有经验的老护士,只消一个动作,就能让病人“一口吐痰”,不遭罪。若是遇上没经验的小护士,你就自求多福吧——手术后的每一次咳嗽,都能振动伤口,因此,咳嗽也显得分外吃力。咳一次痛一下,跟“自动点痛机”一样。痛归痛,术后的咳嗽必不可少——咳得好,胸液排的快,恢复越好。吐痰也是一个道理。
在ICU里,医生和护士总是鼓励病人咳嗽、吐痰,通过观察病人的尿量和胸液量来掌握病情。
于是,ICU病人最常听到的话就是:
“来,轻轻咳一下!”那是你的主治医生。你咳得出来,医生也就放了心。医生不会废话,他的视线总是停留在呼吸机、心电图机、尿袋、胸液袋上面。数据好了,医生也就安心了,反之,立即补药、抢救。
在ICU里,人总是“数据化”的。数据好了,也就能推走了。
10:30是点心时间。一杯酸奶,一包苏打饼干。爱吃不吃。
11:30是午饭时间。护工发餐。吃好后护工收拾。
16:30是晚饭时间。护工发餐。吃好饭后,护工收拾。
其余时间,如果你想大便,可以叫护工拿便盆(也是病人事先准备好的),完事儿后,护工料理。
21:00护工下班。
这大致就是护工的一天。日复日年复年,天天如是。ICU里的病人,旧的走了新的替补进来,几乎没有空缺,无论是谁,护工都是这样料理。
一句话,护工就是ICU里的清道夫,几乎参与了病人的全部吃、喝、拉、撒、睡。没有他们,病人的正常生理活动就会停滞,没有他们,ICU就无法正常运转。他们的活,都是脏活、累活、力气活,他们做的比护士多,管得比护士细。
因此,走出ICU的病人是应该要感谢护工的,没有他们的料理,人就废了——大实话。
给我们病房料理的护工阿姨,我已经说过了她的基本信息和大致工作流程,但还有一点我没提,那就是护工给病人的感觉。
在ICU里的日子,我说过,人是数据化的,不但如此,也是商品化的——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医生、护士、护工,分工明确,“产品”一合格,即可出场。护工做久了,职业化了,早就处变不惊、熟视无睹。“一个没有感情的护工”,就是这种感觉。因此病人不必羞涩、不安、要面子——该叫护工就叫护工,不必有太多的思想负担。这也是一个ICU病人的自我修养——在ICU里,要想让自己舒服,就得先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依赖”不可耻——在ICU里,病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依赖任何可见的人——医生、护士、护工,依赖就等同于信任,把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地托付他人。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力,他也就不得不依赖他人。这说的就是ICU病人。但为了早日康复,请尽情依赖吧,不要有心理负担——我认为,ICU病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觉悟。
料理我们的护工阿姨,会时不时地与病人聊上几句。躺在病床上,听着她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天意外的乐趣。ICU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能听人在耳边扯白,就仿佛“吸收”到了人间的烟火气,间接地与外面的世界取得了联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愿意被世界抛弃——闲聊,就是ICU里意外的惊喜,是对抗内心孤独的利器。一群四肢无力的病人,待在一个空间里,你一言我一语,说说闲话,时间仿佛过得也快些。谁说“废话”是无用的?能说废话的病人,运气总不会太坏……
这位护工阿姨,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语有两句。
一句最常见的,是当病人说谢谢以后,她总是淡淡地回一句“不用~”。
另一句,是某一次6号病人说起了自家女儿博士毕业,外孙女还小,还等着自己出院后照顾。听到“博士”这个字眼,护工阿姨有了兴趣,打开了话匣子。
“我儿子也是博士毕业,北京师范大学的。”言语间尽是一个母亲的自豪。
“阿拉囡是复旦的”6号病人说。
“我出来这里做,我跟儿子讲了,我不想让他丢人,儿子让我累了就别做了。”护工阿姨补充道。
“这有什么丢人的,分工不同嘛——”5号病人说,“我自己48岁就退休了,后来在社区做了一段时间。”
两个上海老阿姨,一个护工阿姨,开始了家长里短。在我这个三十岁的耳朵里,不外乎“孩子怎么样,孙子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婆婆、妈妈”的嘴里,无论在哪里,都是三句话不离孩子与家庭。她们很少谈自己的感受——在家属视频探视的时间也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懂事与坚强”:“不要带东西来啦。孩子怎么样了,我这里不用担心”,总是之类的话语。她们不痛苦吗?她们没有情绪吗?她们不焦虑吗?都不是。据我观察,越是年长的人,在小辈面前,越是倾向于“表现坚强”——他们说服自己,一定要“懂事”,一定不能让家里人担心。这很像“打碎了牙齿肚里咽”——老派的中国家长,做了病人,也要保持“家长范儿”。这很“中国人”,够“顾全大局”——但对自己不够仁慈。克制,或是压抑,往往是自我损害。没有一个ICU病人是身上爽快的,但我看到了他们在人前表现出来的“体面”。这“体面”值不值得?我很难解释——但这里有一个老派人的隐忍与懂事。中国的老人,心心念念的是孩子,即使进了ICU,主观上还是不愿意拖累孩子——这就是中国老人:为自己想的少,为孩子想的多。
而我这个三十岁的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一出手术室,推进ICU后,我就开始哭泣。倒不是因为痛得大哭,而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后,再次看到人间的灯光,内心雀跃不已。这是劫后余生的喜悦与如释重负——“我又可以活着了!”虽然我平时总是叨叨“人间不值得”——但在生死的临界点,我看到了自己的心——我要活着——人间太美好,我还不想走……
这么想着,泪水横流——流泪至少不费力,因而我放任自己流泪。“想哭就哭——哭也是释放压力的方式,不必强忍。”我就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于是,在整个病房里,我成了唯一一个在哭泣的ICU病人。这显得很另类,也很惹眼。
“到底是年轻,还在哭~”5号老太太说。
“小姑娘,不要哭了,哭了家里人也难受。”6号老太太如是说。
护工阿姨走过来,递给我纸巾(也是病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把抽纸放我手边,又在床边套好垃圾袋,也来安慰我:“别哭啊——你的手术很成功。”
所有的人,都在劝我别哭——很善意的关怀。
然而,我放任了自己的泪水。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痛苦地哭泣,只有我知道:这是我“新生”的眼泪。我哭,是因为我高兴,我又能活着了——我无法压抑这份喷涌而出的生的呼唤。“其实,最好的良药是病人自身的求生欲”一个日本大夫如是说。这句话当时就漂浮在我的脑海——我的的确确、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求生欲”这个词,平日里说起来抽象,然而,在生死的临界点,它是具体而形象的。在生死的边缘,“求生欲”就是“我要活”——于是,我像一个落了水的人,奋力抓住手边的救命稻草,不肯撒手。
6.【医生篇】
医生,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也是“神的天使”——颁布上天旨意的“安吉拉”。因此,在ICU里,我最盼望见到的人就是我的医生:主治医师茅医生和他的助理杨医生。
虽然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盼望着他们的到来——我这辈子从未对一个人望穿秋水过——没想到用在了医生身上。
主观上,我希望我的医生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但客观上,医生只会在两个时间点出现:早上的7:30和下午的15:30。两次查房时间,每天几乎精确无误。
手术日那天,我8点进14点多出,历时六个多小时。这六个多小时,是我记忆的“空白点”——我被麻醉,像睡着了一样,成了“活着的死人”,医生如何挖开我的胸口,如何开膛破肚,如何缝合伤口……我一无所知。
我的生命有过这六个多小时的“真空地带”,当时我的魂魄游走于生死的边界,那时候,我将生命全盘托付于医生——想到这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心里对医生的依赖达到了峰值,仿佛医生就是判官,他说我活,我就能活。
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病人与医生,都是“生死之交”。
想来后怕,但在当时,别无选择——不管手术风险多大,为了保命,只能与医生“死生契阔,与子偕焉”。
手术结束,醒来以后,麻醉医生喊了声“病人醒啦”。简单地几句交流后,我就被推进ICU。
杨医生——我的住院医师,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医生。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就开始流泪——流泪的原因,已经分析。
“手术很成功!”
“嗯!”
“抬腿——”
我抬腿。
“咳一声”
我咳一下。
“好。”
第二个来看我的,是茅医生——我的主治医师。
茅医生符合我对外科医生的所有想象:冷静、睿智、博学、少言。我是“慕名而来”,在那个“门庭若市”的门诊时间,我在介绍人的引导下,带着片子,几乎是被挤进了他的门诊——门外,病号如流;门内,戴着口罩的他,一脸冷峻。
“茅医生 你看看伊的片子,看看能不能开刀?”介绍人如是说——我要万般感谢这位介绍人,若是没有她的穿针引线,我此番就医必不会如此有的放矢。对于一个身患罕见病的病人来说,花费在“投石问路”上的时间与精力,往往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
我常认为,我是不幸的——疾病像上帝扔出的骰子,说中就中,千万分之一的发病率,为什么偏偏是我遭了殃——“与其去纠结你为什么会得病,不如现在积极治疗”后来,有一个医生如此宽慰我,“很多病都是说不清的……”
但我又是幸运的。自患病以来,一路有贵人相助。还在宁波住院的时候,那里的医生决定对我手术,我当时并无概念——这场手术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有一天,我突然就病倒了……但当舅舅打听到该医院之前仅有一例先例的时候,他和我的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反对立即手术。
“不能让他们做实验!”舅舅坚定的语气今天依然回荡在我耳畔,掷地有声。
“对,不能拿我女儿的命练手,我们去上海”我的突然倒下已经使母亲劳心劳力,但此刻,她是无比的强势,一定要带我去上海看病。
就这样,我从宁波到了上海。
我对上海并不陌生——研究生的三年时光恍若昨日,只是没想到再次踏足,竟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来之前,舅舅找尽所有的关系,为我找到一个介绍人。就这样,从宁波出院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竟找准了最对的医院、医生——抛开七拐八拐的关系网,这是难以想象的。“关系”在此刻爆发出了最强大的力量,把我从宁波推到了上海——一条向生之路。感谢舅舅,他是我的第一个贵人。没有他的绞尽脑汁,我此番怕是做了“实验品”而不知。
见到茅医生后,我的心就定了一半儿。仿佛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茅医生就是那束光。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看完片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你这个我看过了,可以开的!”眼神坚定、果毅,就这一句话,仿佛一剂强心剂,瞬间让我平静下来。但之后他跟介绍人讲的几句上海话又让我不淡定了——我依稀听到了“化疗”二字。
头皮在刹那间肿胀——之前我对“化疗”的全部认知都来源于影视作品——无不悲惨、疼痛、头发枯落。在电视剧里,每一个化疗病人好像都逃不过死路一条。但后来我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后,才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化疗”不是“为死而死”,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为活而活”的治疗方法。作为一种常见的手术辅助疗法,它可以缓解病情,延长生存率,为病人争取到手术机会。令人闻风丧胆的是它的副作用:疼痛、恶心、脱发……但其实,这些个副作用也是“因人而异”的,个体差异性很大——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
在我得病以后,我常常感叹命运的无常,生命的脆弱。人与人的差异,恐怕比人与兽的不同更为不同。耳畔经常回荡着《好了歌》,“正叹他人命不长,回来就把命来丧”——很多因新冠肺炎而丧命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诸法无常。
熬过了化疗。很可惜,它对我的病情帮助不大。
于是,我又开启了“放疗”。
一字之差,很是迥异。人类对于陌生的事物总是充满了恐惧——对一个突然大病的人更是如此。没有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一点点病了”,因而,疾病必然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病来如山倒”,就是这个意思。
“病去如抽丝”,更是恼人。
“放疗就是照机器!”我的一个病友说,“一点不用担心的。”
“同病相怜”,病友是天然的盟友,听了他这句话,我好受了一些。
18次放疗后,我终于得到了手术指征。茅医生决定为我开刀。知道自己终于能开刀后,我如释重负——因为我来找茅医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刀——借他的妙手让我回春。但真到了开刀前夕,我这心里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被告知,要做的是一个正中开放式大手术。
“正中开放式大手术”,我理解字面上的每一个意思,但对文字背后的内涵一无所知。患病以后的各种检查报告也是这样,我能看懂每一个字,但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却让我越来越迷惑。这就是医学,又怎会让一个门外汉,三言两语就明白呢。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这样委婉解释“说了你也不懂”——“你读的书和我读的书不一样,每一个字面上的意思你都懂,但背后的意思你不懂”——病患面对浩如烟海的医学时,就宛若河伯之见大海,只能“望洋兴叹”。
所以,我至今不明白,手术台上茅医生是怎么对我“开膛破肚”,怎么取出来6.8/3.5的大肿瘤,又是怎么缝合伤口……这一切都在我全麻的状态下进行了。
只有术后的疤痕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
然而,术后在ICU的那几天,我还是懵懂无知的,宛若新生。
犹记得,手术日那个早晨,茅医生显得很兴奋,主动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还是第一次捕捉到他的情绪。后来,就是手术台上他操刀了,从早八点到下午两点……开胸大手术。记得术前,他说我这个是大手术的时候,我还一脸懵逼,不知道含义。后来我问了句:“那会不会留疤啊?”
“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是能不能清干净……”
然后他又很直男地补刀:“你想啊,要是你是小手术的话,去年我就给你切了,干嘛先化疗放疗呢?”
我竟无言以对。那个晚上,我都在纠结留疤好难看……
手术结束后,我进了ICU。听到他说“手术很成功,里面东西都清干净了”他的语调很轻快。
我“嗯”了一声。他让我说句话。我说“挺好的”——他听成了“挺冷的”,给我脚边盖了盖被子。然后让我轻轻咳一声~
“好的”!听我咳了,他放心了。
那个时候,我对他的依赖到达了顶峰。我把生命寄托在了他身上。在ICU的每个日子,我都在盼望着他能来看看我——
这就是“望穿秋水”的感觉。没想到用在了医生身上。我后来觉得,这也是病人的“求生欲”,正如落水的人,狠狠地拉住救命稻草一样。这种感觉很微妙~
ICU里的日子格外冗长而无聊。吃、睡就是最大的正经事。大概待到第三天的时候,5号病床的老太太要推走了——护工干净利落地收拾好她的行李。听说可以走了,老太太明显很兴奋,高兴地同大家话别。
她的这一番情绪也感染到了我——我也想走,早日离开ICU,这个曾救了我但此刻让我嫌弃的地方。
我想离开ICU的情绪越涨越高,像冬日里的火苗,盖不住了。5号老太太推走后,我明显感受到了自己情绪的暴躁与失落——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庆幸的是,茅医生好像听到了我的召唤,第三天下午,他一声令下,我出了ICU——ICU在二楼,普通病房在七楼,于我,仿佛是从二重天升到了七重天,怎一个爽字了得。
后来的事情,变得顺理成章:拔管、下床、出院。
然而直到今天,ICU还在缠绕着我的梦境——那个地方,到底是天堂呢,还是地狱?病人在这里,是被救赎呢,还是被临死前继续摧残。
或许,这是无解的。这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也是人类对抗死亡最倔强的地方——孤注一掷、不计成本。这还是人类与死亡的博弈地,赌注就是生命。赢了,是生机,输了,就是天意。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个地方的生生不息——旧的病人推出去,新的病人马上替补进来,几无空缺。
想到此时众生,皆苦。我不由感喟誓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萨。ICU是最需要佛光普照的地方。更有甚者,有的时候,阳光即是佛光——因为我清楚这种感觉,当我痴缠病榻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窗外的阳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