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北京的新冠疫情开始肆虐。有些药店的3M口罩，头一天还卖3元/个，第二天一下子提高到了25元/个。
对于店家趁着特殊时期物资紧俏而涨价的行为，有人说“这是趁火打劫！”
也有人说，“特殊时期物以稀为贵，嫌贵你可以不买。”
很快，在政府行政干预下，商家闻风而涨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但同时，市面上的口罩也断供了。
抛开政府行政干预不说，就我们自身而言，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商家认为按照需求供应来制定价格是非常公平的，这个理由真的成立吗？
在此疑问中，《公正》这本书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
《公正》一书，是由“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根据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整理而来。国内不少大学的相关课堂上也讲到了这本书。
桑德尔教授的目的在于，将枯燥而遥远的哲学思想融入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引导读者思考。
一、普通人有讨论公正的必要吗？
有人问，为什么国内外高等学府如此热衷于讨论公正，对普通人来说，这有什么用呢？
其实，《公正》这本书并不是让你学习如何制定出完美的制度，而是在探讨，当我们面对社会现象中的种种问题时，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复杂社会现象，通过这本书升级自己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你也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桑德尔教授在书中从三个维度对公正进行讨论时，引入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于公正的思辨，让他们来讨论热点问题，能帮助我们建立多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
二、如何从三个维度来讨论一件事情是否公正？
从三个不同维度来衡量公正，给了人们三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三个维度分别是：
是否能让功利最大化，最大化社会总体的幸福；
是否充分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
是否有利于培养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1、是否能让功利最大化，最大化社会总体的幸福
功利在这里并不是利欲熏心的理念，“效用”更贴近功利主义学说的本质。
功利主义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让幸福最大化，使社会中的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
在功利主义奠基人杰里米·边沁看来，疫情期间的口罩虽然涨价了，但是能戴上口罩防范疫情，大家的幸福感都提升了，至于你因为黑心商人宰了一刀所损失的幸福感，如果能够被其他人幸福的增长所抵消，让社会总体幸福水平有所提升，那么依然达成了公正的结果。
大家可能听说过“电车难题”：一辆失控的火车飞驰而来，你站在道岔口，向左扳道岔，火车会撞死一条铁路上的五个人；向右扳道岔，则会撞死另外一条铁路上的一个人，这时候，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的？
功利主义的看法是，假设挽救一条生命产生的幸福感和损失一条生命所带来的痛苦可以相互抵消，那么选择毫不犹豫地撞死一个人的行为，符合让社会大众幸福最大化的公正观。
功利主义的这种做法，基于对公正的两种理解方式：一是生命价值可以被量化；二是幸福没有本质区别。
（1）生命价值被经济量化
书中举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例子：靠鼓励吸烟，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捷克的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做了一项研究表明：尽管烟民会花掉政府更多医保费用，不过他们的平均寿命较低，每一例和吸烟有关的死亡，减少的社会养老负担，都能给政府节省平均1227美元/人的财政支出。捷克政府因此放弃了增加烟草税。
但是民众对于这种生命价值被估算的做法非常厌恶和愤怒，哪怕节省下来的财政收入可以被用于发展民生和提升他人健康水平，也不足以打消民众认为政府和烟草公司合伙谋财害命之心。
生命价值不能被量化的朴素正义感，成为了功利主义全盘指导社会生活的障碍。
（2）幸福是等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边沁看来，看一场热闹的综艺节目，和听一场交响乐的幸福，没啥区别。如果看综艺节目能让全民产生最大化社会总体幸福感，那么全民看综艺也可以是一种公正的结果。
然而作者桑德尔教授却给予了反驳。他在哈佛大学课堂上，播放了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片段，以及一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经典独白。
桑德尔的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你最喜欢两者中的哪一个？问题二，你认为那个是更加高级的快乐？
如果边沁“幸福是等价的”理论成立，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一致的。
但桑德尔获得的调查结果却表明，虽然辛普森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但《哈姆雷特》却被普遍认为带来了更高级的快乐。
这体现了功利主义无法自圆其说的局限性。
接下来，作者提出以自由至上主义的思路衡量一件事是否公正。
2、是否充分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
桑德尔的设问是：如果美国政府决定，从比尔·盖茨手中拿走一百万，分给全国最穷的100人，每个人1万，这一决定公正吗？
功利主义也许会否定，因为这样可能阻碍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担忧被“劫富济贫”。
自由主义者也可能反对，理由却是：这种做法侵犯了一种根本性权力，违背了人们支配自身财产的自由。
（1）最小政府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强制纳税和强制劳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假如乔丹打1小时篮球能赚100万，那收他100万的税，就等于强迫其劳动了1小时，这和奴隶制毫无区别。
显然这种思想比较极端。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认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对适度再分配的正当性。
尽管如此，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一直以来仍在引导人们，思考政府的尺寸和边界。
基于此思想，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最小政府”理念。他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小，只需要保证私人之间的合同得到执行、保护人民不受压迫、盗窃和欺骗，就是维护了公正。
然而，桑德尔提出质疑：买卖他人器官，代孕，雇佣童工等等，这些行为背后，基于私人之间同意所达成的契约，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违背公正的。
（2）无知之幕
桑德尔引用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论证方式：一项名为“无知之幕”的思维实验。
“无知之幕”里的“无知”和智商无关，指的是人们在选择支持某一种社会制度时，处于一种原始最初的状态。
比如，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自己希望的社会模样，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
他们有可能是富二代王思聪，也可能是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还可能是英国贵族，或是叙利亚难民。
因为可能成为王思聪，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以便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不用被强行一碗水端平；
因为可能成为流浪汉，所以需要社会提供一张安全网，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使经济层面处于最底层者也能受到照顾。
罗尔斯“无知之幕”实验的背后，折射出真实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博弈。
罗尔斯认为，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差距本身也代表了公正，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套有利于社会处境最低层人们的再分配体制。
就像我国教师2020年平均工资是106474元，同样动嘴皮子，某相声演员2020年收入数千万元；特警2020年收入一般在20万左右，但是扮演特警的演员收入却不低于千万元。
在罗尔斯看来，相声演员和特警演员生活在了一个幸运的时代，只要社会税收机制能让低收入人群通过他们缴纳的税收获得帮助，这就是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
罗尔斯所说的幸运，包括了以下的社会现象：
拆二代生在了房价飞涨的时代；
卷款跑路的创业者们生在了一个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加以区分的时代；
流量明星们生在了一个人们喜欢消费偶像光环的时代。
罗尔斯说：“有的人居住于一个恰好奖励我们特殊强项的社会，这是对好运气而非品德的一种衡量。如果有合理的再分配，那么对幸运程度的初始分配也是公正的结果。因为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脱离了道德层面而讨论公正的思维方式，引发了如潮差评。
有读者评价说：“如果用罗尔斯的方式：我们所拥有的，恰好因为这个社会现在的需要，但这并不具有道德性。那么，凭什么一样的出工，建筑工人要比拳击手拿的少，老师要比相声演员拿的少？”
（3）自由至上主义的局限性
桑德尔还对自由至上主义者提出了另一个批判：
离开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空谈自由选择。
2020年的疫情期间，企业裁员、降工资、下岗等等成为常态现象。有一篇文章引起了争议，内容大致是说：久不见面的同学，为了赚钱养家，放下面子向生活低头，做起了兼职。作者暗含讽刺，认为这是在“用宝贵的资源，置换了一笔低到可怜的收入而已”。
但也有人说，特殊时期，要活好当下，给家人一份实实在在的经济保障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一个和理解“自由”相关的问题。就像前些年红了的“犀利哥”、“上海流浪大师沈巍”，他们是真的自由选择了无死角仰望星空吗？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完全对私人契约的自由放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公正问题，体现出了自由至上主义的局限性。
说到这里，桑德尔教授将讨论拉回到对于社会分配的探讨，追问为什么诺齐克的最小政府观念没有成为普遍现实，而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却要接受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方式？
3、是否有利于培养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由以上的公共讨论，引出了第三种追求公正的道路，通过共同推理，实现一种基于共同体的公正。
作者桑德尔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难以和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割裂开来。
就像我们无法代替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们原谅恶魔暴行一样，“我们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
我们为了让后代不再经历被屠杀奴役的命运，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让国家兴盛起来。
追求公正的道路，体现在践行自己所接受的公正观，它来源于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比如：武汉疫情期间，白衣天使们驰援武汉，发生了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就源于一种对中国这个“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是他们自己所接受的公正观，它让全中国人民在面对灾难时，都有了共同面对困难的决心。
结束语
在《公正》一书中，作者介绍了三种评价公正的途径：一是功利计算；二是尊重自由，三是立足共同体的角度进行思考。
这种思维训练，让我们学会如何理性地看待社会热点问题，理解其中的价值冲突，而不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使我们在众说纷纭的社会热点面前保持清醒，做一个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
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对公正的探讨。我们的生活虽然平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驻足，仰望头顶的璀璨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