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他的手。
瘦而有力，手背上有凸起的淡青色血管，像寂静的山脉。
我记得他是怎样用双手工作，做饭，裱字画，弄丹青，庄重地做一切琐细的事；怎样牵着我走路，过桥，坐车坐船到远方去，而这一回，又是怎样撇下我独自去了，且不再回来。
他一生勤俭劳苦，一双手全没有停歇过。上班之余先是遇时遇节帮人家主厨，后来开餐馆、杂货铺，退休了还开店扎纸灯花圈，写挽联，布置灵堂，常常熬夜通宿，平日里一家人的三餐也着落在他一人身上。幼年的我总是见他打着旽，坐在藤椅里，头一点一点，只觉得有趣，却从不懂那背后的疲累艰辛。
妈妈他们姐弟四个小时候家境穷困，一年到头吃不饱饭，两身衣裳冬夏换穿，补丁叠补丁。所以他帮人家治了宴席，每每装了一篮子剩余的肉菜拎回家去，自己是不吃的，都盛给儿女。便是没有剩菜带回来，人家抓一把瓜子花生塞在口袋里，也要尽着孩子们的。儿子顽劣不听话，他跟着操碎了心，也从没有过一句重话，从没有说过自己为他跑了好多路，受了好多气，吃了好多苦。他只是默默地暗地里忧心发愁，却连叹息一声都不曾给人听到，生怕添了家人烦闷。
一个三岁失怙，六岁就跟着相依为命的父亲到处帮手做事的贫寒少年；一个讷不善言，与妻子失睦、与儿女分离，独居八年的抑郁丈夫；一个为了子女倾尽心血，辛劳终身的父亲。
他是我的外公。
外公向来身体健朗，七十多岁了走路都比一般青年人还快。一餐吃三大碗米饭，不挑食，就着咸菜豆腐也很香甜，最喜的却还是肉荤。当然如果我们小辈在席上他立刻就不爱吃了，只爱看着我们吃。烧了一辈子饭，直到过世前两天，病得迈不开步了，妈妈送去一只鸡，他还准备自己来炖，被妈妈看见才忙忙煮好了盛给他。
那是他最后一餐饭。
后来他被送到医院，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轮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连水都几乎无法吞咽，护士用注射器喂他的水多半都呛咳了出来。我抚摸他嶙峋支离的病骨，尽力忍住眼泪，虚浮的视线中，他定定望住我，一声低唤：“珊珊。”
只有一句我的名字。然后他永远地静默了。
最终的那个冬夜里，我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直欲将它望穿。可是无管我怎样祈祷哀告，上苍并没有垂怜，我终究是留不住这个最疼惜我的人，这扇门永恒地将我们隔离在了生死两端，今生今世，相见无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外公走了。
长日风霜寒苦郁结难抒，饶是硬朗清健的身躯也难抵病势如潮侵袭，及至夺去生命。
外公下葬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和妈妈、外婆在为外公举行的葬礼仪式上依次行往烧纸的地方，忽然我看见外公着一身白衣走在我前头。我呼唤他：“外公，外公。”见他不回头，我边跑上去边继续喊他。终于他停下来问我：“刚才你说什么？”我热泪盈盈欲落，声哽气噎：“外公，我爱您。”外公笑着摇摇头，向前方去了，就在黄纸燃起的火堆中央，外公渐渐化为烈焰……
醒来的时候是隆冬夜半，我躺在床上，心里空前地宁定。就像早晨送外公入土，明明预报天气是冷雨，却在外公的坟墓封完的刹那，淡金色的阳光破云而出，拂照在外公的坟上。我知道，外公是去往一个比人世美好的地方，一个衬得上他的纯善的地方，一个再无忧怖再无寒苦的地方。
那是极乐罢，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