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延禧攻略》大热收官，魏璎珞成功上位，获得荣宠。观众也大呼过瘾，“爽”，“升级打怪”，“黑莲花战胜白莲花”，赞颂之声不绝于耳。本文试图对该剧之后的历史脉络做一个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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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也正是延禧攻略剧大结局发生的年份。
这一年，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对帝国的掌控也达到了极盛。曾扮演过乾隆的焦晃老师有言，乾隆是在以“造园”的心态在管理着这个国家。造园是什么？就是一切都要井井有条、安然有序，不要有任何不好看的浮在表面上。
从登基起，乾隆就一直不断筹划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从他刚登上皇位就废除了父亲雍正建立的军机处制度，而后又迅速恢复便可见一斑。当时乾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父亲留下的前朝老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各自结党，把持朝政，年轻的皇帝缺少威信，而一旁的宗室还在虎视眈眈；二是随着帝国功业的不断积累，作为统治者的满族阶层逐渐风气侈靡怠惰，失去了先祖马背上夺天下的精气神，而汉人官僚不断进入权力的中枢机构，却因为满汉之防无法得到皇帝的彻底信任。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培植忠于自己的力量，取代那些不被信任的臣子。最早受皇帝宠信的讷亲就是如此不断擢升位极人臣的。可惜他能力有限，在本来是奠定自己地位的金川战役中进退失据，畏首畏尾，被乾隆砍了脑袋。于是，我们熟悉的富察傅恒登场了。
傅恒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又在金川战役中成功镀金，于是很快取代了讷亲的位置，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对于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乾隆也有自己的办法。从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制度被乾隆发扬光大，只有自己信任的官员才能进入这个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协助治理国家。通过密折制度，整个帝国督抚以上的重要官员，都有权力直接向皇帝参奏，以便皇帝能够直接掌握地方的第一手情况。
在这样的制度下，整个帝国可以说被乾隆操纵于鼓掌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可以发生。然而就在公元1768这一年，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潜流却在打破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
事情的起因似乎微不足道：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陈兼，刘昶《<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本来是一件底层民众愚昧和迷信造成的小事，似乎无足挂齿。但在一个“盛世”的背景下，这件事情渐渐发酵，不断放大以致惊动了朝野。这就牵涉到事件的第二个层面，即一个庞大帝国的官僚机构运作的政治秘密。尤其在乾隆朝，军机处和密折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个帝国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超出皇帝和官员的掌控的。而地方官员在执政中普遍有一种心态，一是不出事，显得政绩清明，一切尽在掌握。二是一旦出了事，又要迅速地有所反应。
于是官员们在这个席卷全国的事件中开始了他们神奇的表演。最初，他们试图封锁消息：
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陈兼，刘昶《<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然而，皇上毕竟是皇上，在地方上也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来源。“叫魂”一事终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雷霆震怒不可避免。于是，地方官员们反过来开始卖力地 “捉拿妖人”、“清缴妖党”。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开始围剿，而事件发端的江南则首当其冲成为了清剿的主力。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点眼熟的名字：高晋。这位高晋正是《延禧攻略》中飞扬跋扈的高贵妃的堂兄，时任两江总督。与剧中不同的是，历史上的高贵妃并不飞扬跋扈，也不是死于烫伤。而这位堂兄也没有受到高氏父兄的牵连，仕途平顺。
而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一案，无疑让高总督有些焦头烂额。不仅事情的起因扑朔迷离，到底谁是“妖党”，谁在兴风作乱，一时竟没有头绪。当时的做法是给嫌犯上刑，可很多原本无辜的人被用刑后反而胡乱攀咬，结果又牵扯到更多的人，而所谓的“元凶”却始终不见踪影。
出了事不及时上报，事发后又到处折腾却一无所获，皇上的震怒可想而知。于是高总督等一干官员受到了训斥。基于地方官员在此事件中的糟糕表现，皇帝决定亲自提审犯人。时值盛夏，几名嫌犯被从遥远的江南带到皇帝正在避暑的承德行宫，跪在了大学士傅恒的面前。
然而，经过仔细审问后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几个嫌犯与妖术并无直接关系。傅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建议将他们放回原籍。皇上也只是在奏章上淡淡地批道：“知道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折腾后，真正的“妖首元凶”仍未浮出水面，而以傅恒为代表的军机大臣们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桩冤案，很多人趁着清剿的名头随意攀咬，将一些不相干的或者有私人恩怨的无辜者牵连进来。此时，一些案件发生地传来的最新消息也证实了这是一场闹剧的判断：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陈兼，刘昶《<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于是大臣们聚在一起商议如何收场。而经过这一场从上到下的折腾后，作为帝国的掌控者，乾隆皇帝是不会这么轻易干休的。作为帝国的核心，叫魂案给他真正的冲击并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也不在于事件对于民间生态的冲击。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案件中的迟钝、无能、失序和混乱才是让他从心底里感到震惊的原因。
尽管乾隆从来没有从心里放下他对汉人官员阶层的戒备和警惕，但在叫魂案中，很多做出让人失望表现的都是满人官员。始作俑者富尼汉被皇帝降级续用，一干官员受到贬斥。而大学士傅恒和刘统勋（宰相“刘罗锅”刘墉的父亲）的努力让扑朔迷离的案情得以雨散云开，这让乾隆很是欣慰，至少帝国核心中枢的几位军机大臣都是称职的治世能臣。
但皇帝也无法高兴得太久，仅仅一年后，傅恒便在远征缅甸的战役中身染重疾，于次年（1770年）病逝。而刘统勋逝世于1773年。真实的魏璎珞逝世于1775年。此时，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字：和珅登场了。
根据《叫魂》一书作者孔飞力的观点——公元1768年，正是这个庞大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叫魂”一案，本身是场无足轻重的闹剧，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帝国权力的两极：皇帝和官僚阶级，对事件的不同反应。十五年之后，一个名叫乔治·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带领着庞大的使团到访了当时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帝国，并拜见了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
在所有想在两国间开展经贸往来的要求均被乾隆皇帝以“天朝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拒绝后，马戛尔尼只得悻悻离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就像一艘破旧的战舰，它之所以没有沉没，全在于精明的船长。一旦一个无能之人走上指挥位置，它将无法承受暴风骤雨。”五十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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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源于紫禁城中一个心机深重、坚忍不拔的女子一心想要复仇的执念。真是应了那句话：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