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立国之初，就已经想收复被石敬瑭割送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但宋太宗北伐的失败从此奠定了宋朝三个世纪对外政策的基调——求和。人们每每谈及此，习惯于批评宋朝统治者的不作为，软弱无能，毫无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
北宋末年，金国的迅速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辽王朝拖入毁灭之渊。这使得宋朝统治者们仿佛看到了一雪前耻的曙光，欢欣鼓舞之际和金国结为同盟，主攻长城以北的燕云地区，企望了结先辈夙愿，重振国家盛威。然而事实远没有想象得简单，宋朝军队在战事中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腐败无能，不仅没能攻克燕京一带，反而引起了金人的觊觎之心。辽国灭亡后，宣和七年，即公元1125年，金国乘胜进攻宋朝，战事断断续续持续到靖康二年，即公元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变”，汴京失陷，北宋国灭。
大约在12世纪，这时业已腐败无能的金国早已不堪蒙古铁蹄的蹂躏，却依旧削夏抗宋，而历史仿佛注定了要又一次重演。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金国不仅没有准备联合西夏、南宋作为盟友，反而拒绝援助西夏，意图南侵宋朝。再加上集聚了百年的南宋上上下下的复仇意识和雪洗前耻的情绪，南宋内部“抗金”呼声高涨，最终主动出兵攻打金国。公元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下，金末帝完颜承麟被杀，金国灭亡。之后的历史再熟悉不过，蒙古人乘胜大举入侵南宋，宋蒙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279年，崖山海战，陆秀夫带着小皇帝跳海身亡。南宋，灭亡。
宋朝的历史，彻底划上句号。这却也成为历来以正统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文人们心头永远的耻恨和不解：他们在诗词中挥泼出来的是这份愤恨，在戏曲、小说中无尽描摹的是这份愤恨。他们聚以成群，刊诗印文推崇陆诗、辛词到极致，以文人相当然的笔墨纵横点评皇帝、奸臣、忠将的是非功过，以为这个王朝文治昌盛，武功疲敝，极度有愧于中国历来正统王朝之天命，统治者酒色犬马软弱无能，奸臣当道，忠义之士或死或隐，对外媚骨求和丧权辱国却不以为耻以求反击，致使蛮夷之族统治整个中国，整个华夏正统文化遭到严重摧残。
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潜意识，从民间无数脍炙人口的岳飞评传就可以看出端倪，那就是：宋王朝是个极度软弱的短命王朝，有太多不尽人意和遗恨。
从前后三百多年的宋朝历史看来，和邻国结为同盟，灭掉共同的敌人，却致使盟国坐大引来国灭之祸，南宋朝廷又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可是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值得一提的正在这里。
站在今天更客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抗金联蒙”或是“联金抗蒙”，南宋都注定灭亡。
南宋内部并非不知道蒙古是比金国更凶猛的敌人，大臣乔行简就曾说过：“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与一意决定“灭金”、却审慎地对“联蒙”持保留态度的掌权人物真得秀相比，在那个复仇情绪冲昏大多数人头脑的时间段里，他显得格外清醒：蒙古人太过强大，所以哪怕继续屈辱地向金国缴纳岁币，只要有利于抗蒙，也未尝不可。
因为只有这样，南宋才有最终生存下来，尽管这样的希望也十分微茫。可在乔行简看来，有一丝可能也要去争取，总比养虎为患要好。
“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单凭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的理智和远见闪耀千古。而在那样的时代下，他也注定格外孤独。
灭亡的结局是无法避免的，而从事件发生的种种机缘、因素中可以看出来的是———南宋，这个素来被称为“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醉生梦死”的王朝，从它惊魂未定的统治者逃脱先辈悲惨命运挣得了一席喘息之地开始，又在忠心心大臣和刚满八岁的小皇帝共赴黄泉的惨烈中走向结束，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先后进行了这样的几次北伐：高宗年间的岳飞北伐，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以及建国之初几次的成功反击：1140年，刘锜领导的顺昌大捷；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在宋军的抵抗下失利，并被部将所弑等等，而宋高宗赵构在即位之初也可以称作年轻有为，力图收复河山，起用主战派李纲、宗泽等人。
人们在评价历史时，总是习惯于受惯性思维的支配，只看简单的结果，忽略掉这些看似微小的散落开来的事件。当时金国战略失误，不但不联合宋廷，却意图侵占南方作为自己的补给基地，使得本来犹豫不决、分为两派争议不断的宋廷断掉了以金国为缓冲的意愿。“联蒙抗金”，是南宋在艰难时局中的艰难抉择，它分明知道自己走上的是什么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只能往前走，并且抛弃了乔行简式的冷静理智，带着一腔复仇雪耻的本真情绪冲上前去，去迎接命运的挑战，仿佛间有一丝俄狄浦斯的悲壮。
总体看来，南北两宋的灭亡，都因为积极收复失地的行动而招致。历史的发展、国势命运向来不以某个单一的个体意愿，诸如文臣武将的一腔热血为逆转，甚至身居高位、掌握一切生杀大权的统治者也不过是转动的历史车轮中的一个较大的轮齿而已，比如被后世谴责庇护秦桧的高宗，谁能想到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渴盼收复失地的有为君主呢？又如孝宗，南宋为数不多的主战皇帝，还是在遗憾中默默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显然，这些统治者们也无法逆转王朝积习难改的弊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们的形成，远非一时之功用，上溯唐、五代家国兴亡诸多的政治制度、农业租税、军队编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都深刻影响到宋朝的官制设置、治国策略和对外政策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开国之初宋太祖定下的“重文轻武”策略，成为宋王朝三百年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得经历过唐末五代乱世，早已衰退的武力再也没有像唐帝国军事实力那样强大到扫荡外族的可能。
已经成为定势的王朝的运转机制就如同大树深埋地下的庞大根系，日益腐朽却是维系朝廷运转的根本，无法伤筋动骨来场革掉一切的大手术。于是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痛苦分明的一个王朝，一个痛苦的繁花一样灿烂的王朝。它日益走向两个极端：衰弱疲敝的王朝躯体，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在这极度分裂中，它在痛苦中挣扎着寻求自救，却一次次落败，不得不品尝忍耐更多的屈辱和挫败。
宋王朝的灭亡，更多的像是一个身残却极富智慧的人的死亡，那种落败中绝强寻求一丝复兴曙光的倔强，那种不甘现状却始终积贫积弱的无奈，那种掺杂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借酒浇愁、自暴自弃式的堕落腐败却尝试着纠正自我恶习气的剜心挣扎，融合在一起，让身为后人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如同人一样拥有复杂鲜活的情感之流，以及因为不断受辱挫败连心跳体温也经常起伏不定的王朝。
从某种意义上讲，宋王朝和近代频遭欺辱的中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弱国无外交。也许这就是这个国势衰弱、文化辉煌、痛苦而又灿烂的王朝能够不断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吧。
2015年3月
于川大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