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三晋伐齐，竟然出于周威烈王的指令，属于奉王命讨伐叛逆，非常名正言顺。这就很让人想不通了。周威烈王以实力而论，还不如一个小国国君，苟活尚且不暇，难道还会真的端起天子的架子来号令天下吗？

答：从周威烈王的真实处境分析来看，应该不会。

1、没有周威烈王视角的史料

很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史料采取周威烈王的视角，我们无从知道这位名义上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深刻的用心和曲折的安排。

2、从常理推断是三晋冒用他的名义

根据各种史料综合分析周威烈王的苦衷和无奈，再从常理推断，一定是三晋冒用了他的名义，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丑行洗白。

二、从常理推断，一定是三晋冒用了周威烈王名义的理由何在？

答：1、师出需有名，故三晋要冒用

按照礼的要求，有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说，无论礼制的规格也好，出兵打仗也好，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发号施令。

当齐国发生内乱，其他诸侯虽然有义务去干涉齐国内政，帮助齐国拨乱反正，但只要天子不下令，任何人都只能按兵不动。

2、天子直接指令三晋伐齐，明显不合礼制

如果周威烈王真想平定齐国的内乱，那么按照礼制，他应当把指令传达到诸侯一级，比如传达给晋烈公。晋烈公再安排晋国大夫，也就是韩、赵、魏三家的族长。

3、三晋伐齐看似冠冕堂皇，实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淮南子•人间训》里，括子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些人是为了名。

具体来说，三晋想拿一桩平定齐国内乱的功劳，逼周威烈王给自己升级：从家升为国，从族长升为诸侯。

三、明明是三晋冒用周威烈王的名义伐齐，目的是为了逼周威烈王给自己升级，但周威烈王有苦说不出，还不得不满足三晋封侯的要求，他的苦衷和无奈有哪些？

答：1、拳头不再大的带头大哥没底气

齐国内乱，田氏篡权，名义上老大的周天子已经很难去直接干涉齐国内政了，因为自家的直属武装实在太单薄，这个问题倒不是礼崩乐坏之后才有的，而是在周朝的开国之初就存在的，后来每况愈下而已。这是制度决定的现实，没法改变。

2、新兴实力派的志在必得

（带来老牌资深后援团，都是些傀儡、或没实力的老贵族，好让周威烈王在“非礼”时，减轻“精神”压力。）

为了达到目的，三晋把戏做得很足，以兵强马壮的阵容开到周威烈王的直辖地盘，搞出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

为了提高讨价还价的本钱，连齐康公也被半请半掳地带了过来。三晋的主君晋烈公应该也会以大公无私的腔调地替三晋说话，谁让他只是一个傀儡，平日里都要看三晋的脸色呢？

同来的还有鲁、宋、卫、郑四国君主，都是有资历但没实力的家伙，作用应该就是帮腔敲边鼓，多说三晋的好话。

3、家底太薄，赶紧送客

所以，周威烈王面对的压力，已经不是晋文公请隧的时候周襄王面对的压力能比的了，何况来的有这么多人，就算每天的人吃马喂，也能把周威烈王吃垮。

所以，为着息事宁人，早点把瘟神送走，周威烈王大约只能顺应“天心民意”，给三晋封侯了。

于是就有了《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件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四、在前面“007 水攻为什么有开创性？”一文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采信《史记》的记载，那么《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应当不晚于公元前512年”，这样一部成于“春秋”时代的书，为何熊老师在今天的文中会评价“《孙子兵法》的观点代表了礼崩乐坏之后的作战思路，完全是流氓斗殴的作风，没规矩，没底线，没操守，更没有荣誉感。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可不是这样的”？

答：1、以《孙子兵法•作战篇》为例

①关键词：“十万人”、“后勤补给”、“千里馈粮”

《孙子兵法》早就注意过后勤补给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所以在《作战篇》里基本没有讨论战术问题，谈的全是后勤补给。

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日费千金”，之所以后勤成本这么高，主要就是因为“千里馈粮”——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要想把足够的粮草转运到前线，人力、物力和损耗都是惊人的。

②、关键词：“兵贵神速”、“因粮于敌”

为什么说“兵贵神速”，战术意义是让敌人猝不及防，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后勤补给上的——战争一旦拖得太久，整个国家就算不被拖垮，也得伤筋动骨。

所以高明的打法不但要“兵贵神速”，还要“因粮于敌”，也就是从敌人的地盘上获得补给。

怎么获得呢？当然靠抢。吃掉敌国的一份粮食，就相当于省掉了从本国运来20份粮食的成本。

2、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里，不存在上述关键词

①凑不齐“十万人”

在正统打法里，诸侯们带着天子的指令出征远方，首先就凑不齐十万大军，因为打仗是贵族专属的事，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士”，他们是战斗人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才传下来“士兵”、“战士”这些词汇。士好歹也属于贵族阶层，贵族阶层没有那么多人。

②不存在“后勤补给”、“千里馈粮”

再者，当诸侯组成联军，长途行军的时候，途经哪个国家，该国就有义务承担联军的后勤补给，所以并不存在孙子所谓“千里馈粮”的问题。

③不符合礼的“兵贵神速”

（比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不肯让敌人猝不及防，而显得己方“兵贵神速”。）

到了真正两军交锋的时候，还有各种贵族规矩要讲，绝不死缠烂打，撒泼耍赖，只要对方服输，这一仗就算结束了。赢家赢得潇洒，输家不失体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天子到所有诸侯、大夫，全都沾亲带故。次要原因是：贵族阶层总喜欢用荣誉感自我标榜，没有荣誉感的战争会严重削弱他们的自我认同。

3、通过对比《孙子兵法•作战篇》和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得出结论

《孙子兵法》的观点代表了礼崩乐坏之后的作战思路，完全是流氓斗殴的作风，没规矩，没底线，没操守，更没有荣誉感。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可不是这样的。

（分享一则《左传》里跟“途经哪个国家，该国就有义务承担联军的后勤补给”有关的一则故事——“僖公四年(前656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 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

——再看看《先秦很可爱》对上面这段话的理解：“回国的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联军中有一个陈国大夫叫“辕涛涂”，特能耍小聪明，而且很爱国，他跟郑国大夫申侯商量：“如果联军取道咱们陈、郑二国的地盘回去，咱们两国一定得费好些粮食玉帛来供应大军，这么多人，还不得吃穷了咱们。不如劝老齐不要取道中原，而是迂回向东方沿海走，这样可以吓唬东夷人(实际上则免除了陈郑破财受灾)。我这么跟老齐说，他一定能接受。”

申侯说：“好！”

于是辕涛涂对齐桓公说了这鬼主意，齐桓公被蒙蔽了，高高兴兴答应了。

不料，申侯随后也去找齐桓公说：“如果走东海一线的话，现在我们大军已经疲敝，遇上东夷，恐怕要吃亏栽跟头(连东夷都怕，可见不敢打楚国是绝对没疑问的了)。不如从中原取道我们郑、陈两国之间回国，不但有粮饷的保障，还安全！”

齐桓公方才大悟，赶紧把辕涛涂抓住，关进军事监狱修理，并且又去找辕涛涂的“家长”追究责任——秋天时候又去讨伐了陈国。陈国君乖乖认罪，承认自己的大夫对联军缺乏集体主义忠诚意识，自己没管教好。齐桓公方才放回了辕涛涂。

而郑国大夫申侯，因为对齐桓公特忠诚，齐桓公特高兴，奖励了虎牢关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封邑。”）

五、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周威烈王能够预先读到《资治通鉴》，听从司马光的劝告，向前辈周襄王学习，坚决不给三晋封侯，历史又会怎样发展呢？

答：即使坚决不给三晋封侯，也改变不了历史。

1、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封侯，还是不封侯，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毕竟时势比人强，谁也拗不过大势所趋。

2、这其实也是由礼制的特点所决定的。礼制严防死守，时时处处都在制约着人的天性。这倒没什么稀奇，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都是制约天性的，只不过礼制的制约尤其细腻。

制约越细腻，就越是仰赖严格而完备的惩罚机制，任何一个人只要稍稍越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惩罚还要来得及时。

一旦某个口子松了，惩罚来得既不严厉，也不及时了，那就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让混乱的局面愈演愈烈。

3、名和实虽然互相依存，但实至则名归，单靠空名很难维持长久的约束力。

4、如果采信《史记•赵世家》的说法，三晋“相立为诸侯”，也就是互相认可对方的诸侯身份。

5、三晋既然已经有了诸侯之实，那么无论周威烈王同不同意，迟早都会获得诸侯之名，就算没有诸侯之名，也能充分行使诸侯的权利。

（其实，早在周威烈王祖宗周桓王时期，约BC704年左右，楚子熊通就自封为楚武王了。比周襄王拒绝晋文公请隧BC635年还早，当然《春秋》、《左传》里仍称他“楚子”。）

六、周襄王给不给三晋封侯，都不会对历史有任何实际影响，司马光知道这个道理吗？如果知道，那么他对周威烈王的批评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或者说，他明明知道却又为何还要如此说呢？简述《谨习疏》并分析给《资治通鉴》写史论的司马光和写《谨习疏》给仁宗的司马光有什么区别？

答：1、周襄王给不给三晋封侯，都不会对历史有任何实际影响，司马光知道这个道理吗？如果知道，那么他对周威烈王的批评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或者说，他明明知道却又为何还要如此说呢？

——司马光懂这个道理。

①（司马光认为）要死守，这是严峻的现实需要

他要强调的是，礼制问题必须从始至终严防死守，就算实在守不住了，那也守得一分是一分，因为这是天下兴亡的枢纽。重要的是，这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

②“死守”这个结论，其实是被现实引导出来的

是的，司马光没见过骉羌钟，更没见过清华简，对周威烈王的批评显然有点强人所难。但我相信，即便司马光见过这些材料，也不会改变他的结论，因为他的结论与其说是被历史启发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现实引导出来的。

（说白了，司马光不需要去理解周威烈王的处境如何，他只需简单归纳成功、失败的因果关系，让历史为我所用即可。）

2、简述《谨习疏》并分析给《资治通鉴》写史论的司马光和写《谨习疏》给仁宗的司马光有什么区别？

①简述《谨习疏》

《谨习疏》这个题目意思是“论慎重引导社会风气的重要性”。

文章的重点是，风气，或者说风俗，很难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从周朝到汉朝，大体上说，君尊臣卑是人们心中的天经地义，所以乱臣贼子总会束手束脚。

魏晋以后，风气变了，下陵上替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不再认同君尊臣卑的道理。

世道就这样越来越乱，最后乱成五代那种局面，每个朝代都很短命。

到了宋朝，宋太祖和宋太宗都看清了一个道理：天下的所有祸患，源头都在礼制的崩坏。所以他们才会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为的就是重建君尊臣卑的正常秩序。

但是，在司马光看来，当下这位仁宗皇帝实在太能放权了，还只会放，不会收，这样一来，原有的在君尊臣卑秩序下的君臣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了。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礼崩乐坏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②给《资治通鉴》写史论的司马光和写《谨习疏》给仁宗的司马光有什么区别

——简单讲就是一个“空谈正名”，一个认为“实至才能名归”，前者醇儒，后者务实。

给《资治通鉴》写史论的时候，司马光身上有着为千秋万世立言的使命感，这就必须弱化自己的时代感，强化道德和真理的永恒感，只谈“正名”，不谈实力。

而在《谨习疏》里，司马光针对时弊，探讨时政，毫不讳言地告诉皇帝，名分的差异必须以实力的差异为基础，要想守住名分上的尊卑秩序，就必须做好实力上的强弱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