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村里的“作业”这一章已经大篇幅地展开对村干部的描写。村干部作为“媒人”，作用不容小觑。利益的拉锯战多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到最后再由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一锤定音。现在的情形是，政府一再体恤甚或放纵民情，指的是对执政方式的温和化处理，但是任务却一点也没减，压力都转移到实际工作的村干部身上，苦不堪言。有的村干部怀念起之前动粗的“美好时光”了。人情社会，最忌讳的就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找不到以事为本的滥觞。
2、“为了迎检，从乡镇政府到相关职能部门，再到村，已经是全体总动员了。如此兴师动众，如此临战突击，撇开它本身对减轻农民负担所具有的正面价值不谈，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官僚科层制与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的结合在这一类迎检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由此，作者展开了对中国现代政治与行政运行机制的思考，他是站在一个基层乡村的平台，并且通过“事件——过程”的一种叙述方式。
3、“与老洪的这番谈话，着实让我体味到了一种发现真理般的兴奋，因为这些话不是那种仅仅从抽象的正义价值理念出发去进行的泛道德学术批判，而是一种出自乡村生活实践理性的分析。现实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格局，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更不是依凭小镇之一地就能单独改变的。”
夹叙夹议，一段过渡，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吴毅称这些难以名状的，纠葛在一起、难分高低的三方博弈为“开发的政治学”，并总是想在实际的调研中去破解这一“开发的政治学”逻辑。他总觉得了解和把握这一逻辑，将有助于人们去理解目前在我国众多的乡镇开发的种种奇特现象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