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物是人非。话说到了乾隆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个自号“雪芹”“芹溪”“芹圃”之人，姓曹名霑字梦阮。“红学家”认为此人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红楼梦》作者；主要证据为敦诚、敦敏、张宜泉、永忠、明义等之记载。那么我们就按“红学家”的考证结果，将这些记载梳理一遍，看是否能得出与“红学家”相同的结论。

据“红学家”考证，曹霑生前与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为友。关于曹霑即“曹雪芹”之记载，即主要来自敦诚、敦敏、张宜泉之诗作。

敦诚有《寄怀曹雪芹霑》《赠曹芹圃（即雪芹）》《佩刀质酒饮》《挽曹雪芹（甲申）》等诗作（《鹪鹩庵杂记》《四松堂集》抄本）。

敦敏有《题芹圃画石》《赠芹圃》《访曹雪芹不值》《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等诗作（《懋斋诗钞》抄本）。

张宜泉有《怀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等诗作（《春柳堂诗稿》光绪刊本）。

其中，张宜泉在《题芹溪居士》一诗中注云：“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1. 妄言“天才”

敦诚作有《挽曹雪芹》诗2首，收在《鹪鹩庵杂志》中。其第1首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

敦诚（1734—1791），字敬亭，号松堂，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之五世孙，敦敏（1729—1796）之弟。

敦诚晚年将其诗文结集刊为《四松堂集》，其中并未收入《挽曹雪芹》诗，不过在其付刻底本中却有第1首诗。敦诚在诗题“挽曹雪芹”后加一注云“甲申”，并将诗修改为：“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

据此可知，曹霑死于乾隆甲申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死时40岁左右。

曹霑的死期本来毫无问题，后来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之批语不符；其批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如果将此处之“壬午”视为乾隆壬午，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石头记》中之“曹雪芹”死于此年。

曹霑的年龄本来也毫无问题，后来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曹霑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那么按虚岁往前推四十年即雍正三年（1725）。

据“红学家”考证：雍正六年（1728），曹寅嗣子曹頫（fǔ）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革职抄家，两手空空迁回北京老宅，家族迅速败落。

而其时曹霑才4岁，还没有什么“曹家”富贵的记忆，更别说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富贵记忆。

不仅如此，曹霑在《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上也出现了问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交代：“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如果将此“甲戌”视为乾隆甲戌，则为乾隆十九年（1754）。那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

而甲戌本第一回又交代：“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

那么往前推十年就是乾隆十年（1745），而其时曹霑才21岁，也就是说曹霑在21岁之前就已开始创作《红楼梦》。

但这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之“凡例”不符。

在“甲戌本凡例”中有“作者自云”道：“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所谓“半生”，显然不是指21岁之前；而所谓“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也显然不是指4岁前之记忆。

综上所述，按照敦诚的记载，在曹霑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着三大问题：

第一，曹霑与《红楼梦》中之“曹雪芹”的死期不同。

第二，曹霑没有“曹家”富贵的经历。

第三，曹霑不可能在21岁之前就开始写《红楼梦》。

据此即可彻底否定胡适的“曹雪芹（曹霑）是《红楼梦》作者”之说。

我们来看“红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对于第二、第三大问题，“红学家”先是给曹霑冠以“天才”二字。不过“红学家”心里也“打鼓”，终究不过是掩耳盗铃啊。

2. 曲解“四十年华”

“红学家”既已认定“曹雪芹（曹霑）是《红楼梦》作者”，那么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给曹霑“增寿”了。

张宜泉在《伤芹溪居士》一诗中自注云：“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张宜泉（生卒不详），清内务府汉军旗。

曹霑“年未五旬而卒”，但这与敦诚所记载之“四十年华”不符。于是“红学家”置其“四十萧然太瘦生”之“四十”于不顾，将敦诚之“四十年华”解释为：不到50岁。

既然曹霑“年未五旬而卒”，那就照此继续往前推。

据“红学家”考证：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颙（yóng）病逝。三月初七，曹頫奏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颙）嗣有在矣。”

按理说，“马氏”如果“生男”，曹頫应向清廷奏报。虽再无下文，“红学家”却径自得出结论：曹霑是曹寅之子曹颙的遗腹子，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

而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霑虚岁正好50岁，这与张宜泉所记载之“年未五旬而卒”仍然不符。

曹霑之好友为什么争相为其“减寿”呢？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中说：“在旧社会里，是没有人肯为亡友‘减寿’的，如果挽一个四十八九岁死去的人不说‘五十年华’而偏说‘四十年华’，那就是太没情理，迹近开玩笑了。”又道：“‘年未五旬’云云，即‘古人五十不称夭’之义，抱恨雪芹不得上寿耳。”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中又说：“至于‘年未五旬’的真正的意思，也并非即指已经活到了将近五十岁的年龄。旧社会以五十岁为‘中寿’，有‘五十不算少亡’的谚语。所以反过来说，就是凡没有能活到五十的，都属于‘少亡’之列。……‘少亡’的人，‘未及五旬’，可以是四旬，甚至可以是三旬。所以如果雪芹是四十岁左右而亡，张宜泉完全可以说他是‘年未五旬而卒’。”

周汝昌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无法对曹霑“赶不上曹家的繁华”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凭空创设了一个“曹家二次复兴”之说。这倒也符合胡适的“科学的考证”之“大胆假设”。

3. 胡判曹霑“生死”

在曹霑的“生死”问题上，一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幸好还有“（曹颙之妻马氏）现怀妊孕已及七月”之“铁证”，“红学家”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强制曹霑做了曹颙的遗腹子，其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

也就是说，“红学家”将曹霑之生年整整提前了10年！这样曹霑与《红楼梦》之间的第二、第三大问题，也就勉强对付得过去了。

而对曹霑之死期，“红学家”也是霸王硬上弓，将曹霑与《红楼梦》中之“曹雪芹”直接挂钩，按甲戌本第一回批语之所谓“壬午除夕”，改判曹霑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

这样就与敦诚之“四十年华”和张宜泉之“年未五旬而卒”相符了，而曹霑与《红楼梦》之间的第一大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又有“红学家”以乾隆壬午年没有除夕之谬论，将曹霑之死期折中为：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

一个“约”字，省却了多少烦恼！只是既然“乾隆壬午”没有“除夕”，那么“壬午除夕”之“壬午”又怎么可能是指“乾隆壬午”呢？！

“红学家”又是曲解，又是指鹿为马，总算“解决”了曹霑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的三大问题，“红学家”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至于敦诚《挽曹雪芹（甲申）》诗之“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这个关于曹霑年龄的唯一精确记载，也就被选择性地忽视了，乃至被无端质疑。

这种画地为牢、任意取舍、牵强附会、信口开合之“科学的考证”，令人大开眼界！这不就是“过家家”吗？

关于曹霑生年还有很多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无非是倒推正推罢了。还有人说曹霑是曹寅嗣子曹頫之子，等等。“过家家”谁还不会？玩呗！

4. 无视敦诚年龄

不过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红学家”视而不见的大问题：曹霑与敦诚的年龄相差过大。据“红学家”考证，敦诚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霑小19岁。

我们来看敦诚之《寄怀曹雪芹霑》诗：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时余在喜峰口）。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我们先看诗中敦诚之回忆部分：“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据“红学家”考证：敦诚5岁入家塾，11岁进右翼宗学读书，22岁在宗学考试中列为优等，以宗人府笔帖式记名；24岁时曾受父命在喜峰口松亭关管税务。“虎门”指右翼宗学，在北京石虎胡同。

清代设左右翼宗学，由宗人府管辖，只收宗室学生。“红学家”又推测认为曹霑曾任职于右翼宗学。

敦诚说曾与曹霑在右翼宗学“数晨夕”，没有交代具体时间，只能判断其时在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二十年（1755）之间，而曹霑则在30岁至41岁之间。

曹霑在右翼宗学与敦诚小朋友亲密地探讨学问无可厚非，“高谈雄辩虱手扪”也更显曹霑之风采，只是“接罹倒著容君傲”就再也说不过去了。试想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在小朋友面前倒戴帽子，又有什么可“傲”的呢？

“接罹倒著”，典出《晋书·山简传》，说山涛之子山简出镇襄阳时，时常醉酒骑马，倒戴帽子。“接罹（jiē lí）”，以白鹭羽为饰的帽子。

我们回头再看敦诚《挽曹雪芹（甲申）》诗之“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霑死于此年，死时40岁左右。那么曹霑约生于雍正三年（1725），只比敦诚大9岁，而比敦诚之兄敦敏则只大4岁。曹霑和敦敏差不多算是同龄人，这样所谓“接罹倒著容君傲”也就成立了。

胡文彬在《红楼梦与北京》中说：“传说中，曹雪芹曾在西单牌楼刑部街住过一段时间，可能与右翼宗学有一定关系。……那么，曹雪芹移居刑部街是为教书，还是为了参加敦氏兄弟的‘联吟诗社’？（敦敏《吊宅三卜孝廉》诗中有云：“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尽管传说曹雪芹当时在宗学里任职（瑟夫），但我更相信曹雪芹是参加‘联吟诗社’活动（故有“数晨夕”之语），而非长时间的‘师生’相聚。同时我还认为，这段时光非常短暂，转瞬即逝，‘数晨夕’成为敦氏兄弟一生中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胡文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曹霑当只是参加过“敦氏兄弟”等人之“诗社”。而在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也是先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之评价，然后才有“虎门”之回忆。

敦诚对曹霑之记载具有连贯性，前后一致。曹霑不可能是曹颙的遗腹子，相差10年呢！

5. 乱弹“黄叶村”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接着写道：“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敦诚自注云：“时余在喜峰口。”

据“红学家”考证，此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秋。据敦敏《敬亭小传》，敦诚于“丁丑二月，随先大人（敦诚、敦敏之父瑚玐）榷（管税务）山海，住喜峰口”。

乾隆二十二年（1757）敦诚24岁，曹霑被“红学家”增寿后则为43岁。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那么曹霑此时已完成甲戌本。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最后写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弹食客铗（jiá）”，是指《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冯谖（xuān）弹剑而歌之事。

一个24岁的小青年敦诚，为什么要规劝一个43岁的大男人曹霑“莫弹食客铗”“莫扣富儿门”呢？理由只有一个：曹霑正在“弹食客铗”，正在“扣富儿门”。

有诗为证。敦诚在《佩刀质酒饮》诗序中说：“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据“红学家”考证，槐园是敦诚之兄敦敏的住处，位于宣武门内太平湖畔。敦敏字子明，号懋斋，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霑小14岁。

敦诚之诗序是说在秋天的一个“风雨淋涔，朝寒袭袂”的清晨，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在一个比自己小14岁的宗室的门前徘徊，就为等主人出来请自己喝酒，并且早已“酒渴如狂”。幸好比自己小近20岁的主人之弟前来，这才有了“解佩刀沽酒而饮之”，而此人“欢甚，作长歌以谢”。

敦诚在《赠曹芹圃（即雪芹）》一诗中也说：“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这里是借郑虔、阮籍之典故，指曹霑常靠人给酒钱或送酒。

正因为曹霑在“弹食客铗”“扣富儿门”，到处乞求“残杯冷炙”，敦诚才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劝他说“不如著书黄叶村”。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早已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之前，那么曹霑又是何时写下此书的呢？他有时间写吗？

敦诚对曹霑之记载具有连贯性，前后一致；这里当是敦诚在劝33岁的曹霑“著书黄叶村”，这才合情理。至于曹霑写《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也。

据“红学家”考证，曹霑隐居北京西郊十多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

只是按照“红学家”的考证结果，曹霑完成《红楼梦》之时，岂不已远远超过50岁？又置敦诚之“四十年华”和张宜泉之“年未五旬而卒”于何处？！“猴子掰玉米”，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