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沐/文
他撩起长衫，寻声过去，在草丛中抱起一个襁褓，婴儿粉琢的手臂在他眼前划动，眼睛圆溜溜地瞪着他，他给她取名叫三斤，她和襁褓一起重三斤。
那一年，他二十岁，戴副眼镜，在村里小学教书。
他的父母和亲戚都在战火中丧生，他外出求学得以幸免。
他给她喂米汤，继而喂稀饭，三斤在米汤和稀饭的滋润下一天天饱满起来。
白天，他请隔壁的孤老王婆婆照看，晚上，他接回三斤，自己带着，三斤呼吸着泥土清新的空气，在阳光下快乐茁壮地成长。
三斤七岁了，他牵着蹦蹦跳跳的她走进学校，三斤直接升入二年级，他脸上扬起满足的笑。
他没有娶妻，他和三斤相依为命，他让三斤叫他叔叔。
三斤十岁那年，瘦得皮包骨头，他也瘦得像根竹杆，学校里，学生和老师都很饿，他带着孩子们跑十几里路去河里捕虾，可是河里的虾也几乎绝迹了。
三斤发烧了，小脸儿通红，浑身发烫，他紧张地背着她跑几十里山路上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的病床是一块木板搭在两壁泥砖上，稻草上面铺着一块白夏布。他在三斤病床前坐了一晚，看着三斤通红的小脸渐渐回复正常色，他终于松驰下来，扛不住的竟是睡了过去。
清晨的阳光在一片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射入病房，三斤的小手拉扯着他的衣袖，他抬起乱蓬蓬的头，胡子拉楂地对上了三斤清澈的眼。“叔，”细声若蚊，他裂开嘴笑了，三斤也笑了，三斤趴在他的背上，他们踏着温暖的阳光回了家。
他跪在台上，头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低着头，他的眼镜已经缺了一条腿，缺了的那边用细麻线绑着。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也许脖子耷拉得太久了有些麻，他偷偷地抬了抬头，天是浑浊的，他脑袋里空空的，如同头顶的天。
台下的人群里，三斤红肿着双眼瞧着他，一边偷偷抹眼泪。
“三斤，别哭，”他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抚着她的一头秀发，“闺女，叔连累你了。”三斤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落下来，拚命地摇头，她二十岁了，没有朋友，别人不敢走近她呢，那一年，他四十岁。
他像一株黄土高坡的老枣树，虽然全身布满黑疙瘩，但仍是弯曲地挺立在风沙中，她如平原麦垄边的一株青白杨，兀自地抬首昂然向天，在四季的轮回中，他们顽强地抵抗着命运。
这天，她风一般地旋进门，火红的棉袄映出她脸上火一般的红云，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进门就到井旁的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猛喝。“叔”，她抹了下嘴，把手中的纸递给他。他正坐在院中修犁耙，他已经没教书了，他现在挽着裤脚、抽着旱烟、面色黝黑、扶犁驾辕，时光把他打磨成了一位肩背魁梧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汉子。
他接过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过了好久，他抬起头来，三斤捕捉到了他脸上的那一抹忧伤。
“叔啊，”三斤眼圈红了，在他身边蹲了下来，将头搁在他膝盖上，她感觉到他的膝盖在发抖，她抬头望去，她看到了他湿润的眼角。“终究是来了，来了好啊！”他喃喃的说。
他又戴上了眼镜，执起了教鞭。
三斤上了大学，那一年，他四十八岁。
温暖的包间里，饭菜都已摆上桌，客人都已到齐，他们在等着。
他来了，满头银发，戴着眼镜，面色红润。三斤在后面跟着，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妈妈了，肤色健康、身段丰满，她满面笑容的招呼着客人。
“叔，坐，”她帮他拉开椅子。
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退休的日子，六十岁了，今天以后，他将告别讲坛。三斤说，叔，办一个生日宴吧，他的学生也说，老师，您从来没做过生日，就让我们也尽尽孝心吧。他点头同意了，他们都来了。
他的学生们从不同的地方赶来，风尘仆仆。不容易啊，他在心里微叹。
午后的阳光很暖，斜斜地透过窗户照进阳台，躺椅上的老人安详地闭着眼，一本打开的书搁在他的胸前，左手边的矮几上，收音机正在放着本市新闻，一个绿色的洒水壶翘着嘴呆在他的脚边，四周那么的平和安静。
三斤从卧室出来，看了看阳台上的老人，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她也已经退休了。
她伸手取过老人胸前的书本，忽然，她顿住了，老人带笑的面容紧紧的攫住了她的心，半晌，她跪下来，趴在老人膝头，眼泪静静地流了下来。。。
叔的手再也不会抬起来抚摸她的头了。
这一年，他八十七岁。
水·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