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缺点都和父母都十分相似，比如父母性格暴躁，我们也很容易遇事“上火”，父母邋里邋遢，我们也很容易生活不整洁……我们很难厘清这种相似性是怎么形成的，于是很容易就认为这种缺点是天生的，是基因遗传的结果。
但是被誉为英国“国民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们和父母间的这种相似性其实跟基因遗传并没有什么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这还要从一起抢劫案说起。事情发生在1978年的斯德哥尔摩市。当时有两名罪犯企图抢劫一家银行，但是行动失败了。他们撸走了四名银行职员。
按理说，四名职员遭遇了生命威胁，肯定恨透了劫匪。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被救出的职员不仅不恨劫匪，反而对劫匪产生了感情。他们不仅自掏腰包请了辩护律师拯救劫匪，其中的一名女职员甚至还爱上了劫匪。
这样出人意料的结局大大激发了民众的好奇。于是社会学家深入研究，却发现人质的这种心理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社会中。
在刚开始，人质的内心可能是极度恐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质的每一口水，每一口饭都是由人质提供的。在长时间封闭式的相处中，人质就会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和劫匪是一体的，只有保持和劫匪的言行完全一致，才有可能活下来。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会选择屈从于提供机会的一方，保持和对方言行一致，从而取悦对方，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证的进化心理学解释。心理分析学认为，幼时的我们，就像人质一样，生死命运受到父母这个“劫匪”的控制。我们只有认同父母、屈从父母，才能和父母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情感连接，才能受到父母的保护，更好的活下去。
所以我们从小就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举止，习惯、爱好，以期待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从而有更多的生存资料。
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从父母那里学会积极生活的同时，也会受到他们悲观思维影响，成为一个消极的人。比如，我们会学着父母悲观沮丧、遇事逃避，也会学着父母推卸责任，不作为不承担……而人类的生存模式总是循环往复。我们的子女也会学着我们的样子进行生存，一代又一代，父母的缺点会像家族烙印一样，在后代中进行代际传递，影响到每一代人的生活和发展。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消除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消极影响呢？
詹姆斯认为，关键要从自己做起，完善自我，把后代斯德哥尔摩的消极影响消除在当下，尽量为后代传递一种健康、美好的性格。
具体需要怎么做呢？以下是几点建议：
一是发现并承认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消极影响。这就我们需要时刻对自己提问“为什么”。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沮丧呢？父母的评价是真的么？”“父母为什么如此担心我们呢？我们的交友原则真的有问题么？”……然后，把这些问题与父母的经历进行对比并思考，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之所以会这样对我们，其实跟我们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时你就会从消极情绪中得到一种解脱。
二是运用冥想法，消除消极影响。将父母当年的消极评价，比如“丑”啊、“笨”啊这些侮辱性词汇想象成一件具体的东西，然后幻想着自己拿纸巾一层一层把它们包裹起来，扔进垃圾桶。
三是想象法，将自己转换角色。这就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台收音机，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切换成三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会模仿父母行为的父母模式；一是会从客观角度看问题的成年人模式；第三种是会重温当年受虐情景的孩子模式。
当消极情绪爆发时，你可以在想象中转换为成年人模式，从消极情绪中暂时抽离出来。比如，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但孩子总会以各种理由反抗。因此我们常常摆出父母的架子，对孩子各种唠叨、责骂、甚至体罚。也有可能孩子的反抗，让我们想起自己曾被逼迫的情景，因此回到大喊大叫的孩子模式。
不管我们是哪种反应，如果这时按下成年人按钮，我们就会以一种冷静、理智的第三者思维来看待整件事情。孩子不想学习，是身体不舒服么？还是不喜欢现在的老师？或者有其他什么原因？成年人模式会让我们从曾经的养育方式中脱离出来，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们也不会成为十全十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修正自我，完善人格，给后代留下最好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