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人民革命”，肇始于19世纪末期，正是西方侵略势力大举渗入中国的时候，也是传统中国的制度与秩序被摧残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清政府由盛转衰，国人不断在各方面要求改革或适应无效后，许多内部冲突不能解决，进而延宕积习成弊，造成封建统治的政权发生动摇，终于激起孙中山革命。国父孙中山常以“洪秀全第二”自诩。
由于《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纪略》、《猛回头》、《警世钟》等引发民族仇恨和民族色彩强烈的读物是革命党人必看的书，所以辛亥革命中革命军报复满人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1911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辛亥革命爆发，旋即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针对满人的第二次报复开始了。
辛亥革命由民族主义激发，各地革命军和不堪被压迫的穷苦百姓们，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的引导下，每光复一个地区，必先屠光当地满人。这场全国性的排满屠杀，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夺权，在北京宣布就任大总统后，北洋政府才命令各地革命军停止屠杀。
武昌排满报复性屠杀
当年辛亥首义的武昌城是排满屠杀最先开始的地方。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的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起义后，省咨议局遭不明射击，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的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
谘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但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么事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荆州报复性屠满
湖北荆州一直以来都是规模较大的旗兵驻防兵营，是满清控制中国的重兵所在地之一。1911年10月18日晚，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唐于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荆州，战至25日，革命军先后夺取八岭山、万城堤、秘师桥、梅槐桥等外围阵地，进逼荆州城，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并切断清匪军物资弹药供应。
革命军对荆州百姓的布告中说：“尚望我父老释此疑团，处以镇定，坐看我部指日破城。破城之日，誓当扫尽腥秽，与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饮一觞，以泄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愤，我父老其拭目俟之。”
7日，湖南西路安抚王正雅、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来援，革命军军威更盛。一举发动总攻将满城攻破，10日，清军八旗左副都统恒龄自尽，13日，清八旗将军连魁被迫投降，因为其曾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汉民，革命军立即将其斩首，弃尸于马河，1911年12月16日，革命军唐牺支所部占领荆州城，将驻防荆州满城2万5千名旗人杀得只剩三四千人。
西安排满报复性屠杀
辛亥革命中，屠杀旗人规模最大的要数发生在西安的排满流血事件，当时清廷驻防在西安的两万多名旗人及其家眷全部被攻击。
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当时清廷驻防在西安的旗人大概有2万多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旗人颇不以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清朝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的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旗兵和家属。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传教士李佳白之子。
革命中的报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进行。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攻击洋人。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正因为如此，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长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广州排满报复性屠杀
广州旗人迫于革命军武力，主动向革命军投降。但这些旗人依旧没有逃脱被屠杀的命运，由于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在民间积怨太深，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政府一再制止屠杀无辜旗人，但这部分投降的旗人仍有大部分被杀害。所剩的纷纷逃离营地，到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一些人因逃亡广东顺德，自称关姓汉族，顺德籍贯人，直到80年代才恢复自己的满族族籍。
由于丧失了朝廷供给的生存来源，这部分旗人最后又不得不沦为乞丐或娼妓以度日，当时广州近郊的城镇，盛行的“旗人妓女”即源自于此。当时被国人称为满洲第一才子的端午桥也在四川资洲被革命军处死。
清光绪年间广州八旗有 3万多人，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只剩1500人了...... 这就是如今这些过去曾驻过两百多年八旗兵的地方已经见不到几个旗人的原因！
其它地区的报复性屠满行动
一周以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报复性屠满，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无一逃生”的说法当然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接着在福州、杭州、南京、苏州、江阴、广州、宁波、成都、洛阳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大规模报复行动，逾十万旗人被杀。当时杭州、河南等地，革命人士把砍下的旗人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政令和指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政令统一前的这段权力真空阶段，各地革命军和民间反清组织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中，全国性的排满屠杀一直在持续，后来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强力制止下停止
辛亥革命震慑满人
辛亥革命期间满人死亡具体数目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西安驻防两千两百四十八人，江宁驻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驻防九十八人，荆州驻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驻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样的辛亥记录中（亦包括革命派阵营的回忆、旅华外国人的叙述），杀满人的情状可谓惨烈。辛亥革命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
关纪新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记一则往事。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
民国以后满人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
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
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
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
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排满”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恐怖记忆。
不过，随着1980年以后的优待少数民族政策，满人又开始逐渐高调起来，挤破脑袋改为满族身份，甚至大肆颂扬当年屠杀汉人的满人刽子手，弄出一大批清宫剧，颠倒黑白，完全忘记了辛亥革命遭遇的反击。这样看来，满人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满人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