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风得意马蹄疾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元帝刘奭病逝于未央宫；六月，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汉成帝。

刘骜登上皇帝宝座，无疑是王氏家族在宫廷政治斗争中的一次辉煌胜利。身为新帝的母族，王氏家族必将在大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政君的父亲王禁，在刘奭即位之后受封阳平侯，除了享受封爵的特权以外，没有太多的政治权力。他在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去世，没能看到王氏家族后来的辉煌，想必临死之际也是心有不甘。

王禁死后，继承爵位是他的大儿子、王政君的同母兄王凤。在继承爵位的同时，王凤也成为王氏家族的族长，家族的生存、发展，成为他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和负担，为此，他必须在波诡云谲、充满险滩和暗礁的政治风浪中带领家族成员艰难地跋涉。

终元帝一生，王氏家族始终没能得到他的青睐和重用，整个家族的地位也处于一种不安定、不稳固的状态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太子之位的改易而突然崩塌。从永光二年到竟宁元年的十年之间，一直到元帝去世前，王凤也只不过担任了侍中、卫尉的官职，在众多地位显赫的外戚集团中，并不算有多么突出。

这十年，是王氏家族发展的瓶颈期和危险期。

然而，瓶颈一旦打通，前方就是通衢大道。

刘骜即位后，很快就颁布了诏令，封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要理解王凤新任职务在整个汉帝国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两个概念：外朝和内朝。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帝国初期，是皇帝与军功集团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此时，丞相是最高行政首长，率领百官“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领衔的政府机构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对皇权也有很大的牵制和约束力。这套政府官僚体系，称为外朝。

到汉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武帝无法忍受“君弱臣强”的政治形势，加之此时功臣集团的势力也逐渐衰微，客观上也为武帝削弱相权、扩张皇权创造了条件，武帝遂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自己、不受丞相节制的高级秘书班子。这个班子不断发展完善，逐渐演变成为一套十分完整的决策机构，这就是内朝，又称为中朝。

从此，皇帝在内朝诸官的辅助下直接掌握了最高决策权，丞相及其领导的政府沦为决策执行机构，地位一落千丈，无复往日荣光。

所谓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简单的解释，就是内朝诸官吏中之最高领导者。“大司马大将军”，《晋书·职官志》解释说，“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意思是在大将军前面加上大司马的称号，与太尉的权责相同，是汉朝权位最高的军事长官。尚书原来地位十分卑微，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等并称“六尚”，不过是在天子身边服侍的家奴角色，武帝以后职权加重，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参政办事机构，在内朝权力运作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领尚书事”，即兼管尚书机构。

王凤这一新任职务，通俗地说就是除了皇帝以外的最高军政首长，其地位权势已经超过了号称“百僚之长”的丞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皇帝年幼或者势弱不足以掌控朝政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就是帝国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比如昭宣时期执掌国柄长达二十年的权臣霍光。

以王凤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一夜之间爬上了金字塔塔尖，成为帝国权力中心。

历史在此时选择了王氏家族，可以说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其一，汉元帝刘奭去世之前，没有像他的父亲汉宣帝刘询一样，为他的儿子刘骜指定辅政大臣；放眼满朝文武，也确实没有一个资历、威望、能力都足够强大的人能够承担起这一角色，这就在元帝去世后形成了权力真空，也为王氏家族去填补这一真空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二，在刘骜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时，始终和他荣辱与共、甘苦同担、祸福同享的，也始终最坚定地站在他身边支持他的，只有王政君、王凤及其身后的王氏家族。所以，无论是从血缘上还是心理上，刘骜和王氏家族始终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和无条件的信赖。

其三，刘骜登基之后，帝位还不是十分稳固，他必须选择最可靠的人来辅佐自己，帮助自己巩固权力。作为自己的母族，王氏家族成员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成帝刘骜满怀期望地把重担交给了王凤，也毫无保留地把权力交给了王凤。

《汉书·元后传》写道：“王氏之兴自凤始。”

王凤一个人倒也罢了，更不得了的是，刘骜身后的这个“王氏后援团”，规模相当庞大。

老侯爷王禁，年轻时身强体壮、精力充沛，为家族的繁衍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王氏家族成员不断扩充，仅仅他这一支，就为家族贡献了八男、四女共十二名子女。

八男是：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除了王曼去世得比较早，其余七男都无病无灾，先后成为家族的顶梁柱。而王曼当然也不是默默无闻之辈，他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声名显著却又褒贬不一的儿子王莽。当然，这是后话了。

四女是：王政君、王君侠、王君力、王君弟。

十二名子女之中，王凤、王崇、王政君都是王禁的正妻李氏所生，因此关系又较其他子女不同。

人丁繁盛的王氏家族，由此形成了十分庞大的利禄集团。

汉成帝刘骜登基次年，也就是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王凤登上权力顶峰的次年，是建始元年。这是刘骜第一个年号，新帝践祚、万象更新，刘骜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王氏家族的绝对信任和恩宠：这一年二月，皇帝下达诏书，封同母舅舅王崇为安成侯，封异母舅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其中，安成侯是秦汉二十等爵中最高的列侯（爵位前带有封邑名称），关内侯则次一等。除了因病早逝的王曼外，王禁所有在世的男性子嗣都因为家族和最高统治者的亲密血缘关系而获得了荣华富贵，

王禁老侯爷泉下有知，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为自己努力造人的先见之明感到骄傲自豪。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人是真的，这鼓鼓囊囊、饱满壮实如同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仁一样的孩子们，他们才是家族的活力和灵魂之所在、希望和梦想之所在，只要时机合适，他们就会像春天刚刚发芽的野草一样肆意生长，为家族带来无限荣光。

五、千磨万击还坚劲

前面提到，王氏家族在经过多年焦灼的等待以后，终于以王凤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标志，登上了帝国权力顶峰。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权力金字塔上的位阶越高，就越容易遭受到外来的攻击；而一旦到了金字塔塔尖，在感受到“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那种舍我其谁的快感的同时，往往也会突然成为众矢之的。

刚刚执掌权柄、地位尚未稳固的时刻，也是最为脆弱的时刻。

就在王氏兄弟封侯过后没多久，京师长安突然出现异象：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一股黄色大雾，无形无质，充塞在天地之间，经日不散。这股黄色大雾使得太阳和月亮都被遮蔽不见，长安城的PM10和PM2.5值暴增，空气质量水平达到了严重污染级别，长安市民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呈直线上升趋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后世人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黄雾也许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沙尘暴，但是在西汉时期，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后，“天人感应”的思想已经深深刻入我们先辈的血液和灵魂之中。上天降下异象，那是对人世间的一种警示教育，昭示着国内存在人君不德、奸佞未除等等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因素。这场黄雾来得恰如其时，成为王氏家族的反对者们开展攻击行动的绝佳借口。

果然，天子惊动，皇帝紧急召见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询问缘由。众人心中有数，相视会心一笑，回禀道：“陛下，这黄雾乃是阴气太盛，侵吞阳气之故。当年高皇帝有约，非功臣者不得封侯，如今太后的几位兄弟没有为朝廷立下尺寸之功，却都被封为侯爵，这不仅违背了高皇帝之约，在外戚之中，也从来没有过此等先例。故而上天显示异象。”

反对者联盟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想办法把王凤拉下马来，如果不行，至少也得给他一个警告——王氏家族人丁太过兴旺，而当今皇帝对其也太过宠信，如果不趁早处理，那么一旦他们站稳脚跟形成气候，必然对文官集团，甚至对皇权都形成极大威胁。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昭、宣之际霍光擅权，给君臣们造成的心理阴影直到现在仍然笼罩在后继者的心头。而霍光执掌权柄，也正是从被武帝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开始的，历史走过了一个奇诡的轮回，反对者联盟仿佛看到了一出悲剧正在上演。他们要竭尽全力避免帝国再次陷入外戚集团一家独大的陷阱，略尽人事，以听天命。

其实本质上说，王凤和霍光并不是同一类人。霍光是一个真正的权臣，他把权力视为禁脔绝不容他人染指，并为此不惜任何手段；相对而言，王凤更像是被迫裹挟参与到这场权力的游戏当中。在政治手段方面，王凤和霍光也不可同日而语，面对上官桀的挑战霍光杀伐果断，而在元帝刘骜立储的两难选择时，王凤则只能“同心忧惧”而没有任何作为。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作为王政君的哥哥，在政君被刘骜宠幸而怀有身孕那天开始，他就不再是普通人了。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他和他的家族都只能在错综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努力求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凤以及王氏家族能走到今天，与其说是主动作为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抉择。

面对上天的警示和群臣的攻击，王凤表现得十分惶恐，他立即向成帝送上表章请求退位。在这封辞意谦卑的表章中，他把这场来历不明的黄雾的起因归结为自己——皇帝因为思念父亲而过于悲痛，无法处理政事，因而诏令王凤领尚书事辅政，而他却“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因此上天降下灾异。对此，自己应当“伏显戮，以谢天下”，并且立刻归政于皇帝陛下本人以平息上天的怒火。

但是，年轻的皇帝显然不愿意离开舅舅的辅佐。他颁下诏书主动承担责任，把“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的异常景象，归咎为自己“涉道未深、不明事情”。错误既然在自己，他就不能将此责任无缘无故地推诿给别人，这是身为天下臣民楷模的皇帝所应有的担当。皇帝陛下安慰王凤专心辅政，千万不要有所疑虑。

这场小小风波因为成帝插手而被消弭于无形，反对者联盟进攻没有奏效，天降异象也不足以动摇他与大将军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如此，成帝对母族的宠爱和亲信日渐增长，他将国家大事全部托付给王凤，自己一心一意燕游享乐。在成帝无比信任之下，王凤专揽朝政大权，王氏家族煊赫无比。

擅权日久，王凤就像任何一个专权者一样，表现出对权力的高度迷恋。他变得独断专行，控制欲和占有欲不断增强。特别是，他极为警惕那些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和事，并想方设法将之扑灭，以保证自身安全和对权力的独享。这其中最具典型的事例，是他对王商的斗争。

这个王商，和王凤同父异母弟弟王商同名同姓，不过，他和王凤家族之间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他是宣帝刘询舅舅的儿子，说起来也是外戚。宣帝时期，他担任太子中庶子，即太子的侍从官，后来又担任诸曹、侍中、中郎将（都是中朝官）；元帝时期，又升任右将军、光禄大夫，并在立储事件中极力拥戴太子刘骜，立下汗马功劳。从这点来看，他和王凤家族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王商为人“肃敬敦厚”，有长者之风，成帝登基以后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为左将军。这时，虽然已经发生了“黄雾事件”，成帝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王凤的支持，但是王商对王凤的专权依然非常不满，并在多个场合里毫无顾忌地将这种不满表达了出来。他是三朝老臣，资历深、威望高，王凤一时拿他没什么办法，不过心中已生怨恨。

建始三年（前30年）秋天，关中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大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洪涝灾害。京师长安老百姓之间开始流传一个小道消息：大水即将冲破城壕。流言像瘟疫一样蔓延，官方却始终没有权威的消息传来，在极度的恐惧之下，城中百姓纷纷携家带口出门逃难，人群在道路上相互挤压践踏，老弱号呼，整个长安城一片大乱，百姓伤亡惨重。灾情惊动了深宫中的皇帝，他在未央宫前殿中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召集公卿商议对策。

王凤政务经验不足，事先又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对灾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但是作为最高辅政大臣，他必须首先表态。他向成帝建议：水灾严重，京师危在旦夕，应提前预做准备。太后、皇帝及后宫一众人等，应立即登船避难；其他大小官员和城中百姓，也要抓紧时间组织他们登上长安城墙，等待洪水退去。

这个办法倒也不失稳妥，众公卿纷纷附议。但是，实施这一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洪水确如流言所说会灌进长安城内。如若不然，要组织将近三十万长安市民有序撤退到城墙上，可不是一项小工程，更不用说让太后、天子在船上坐等洪水是多么有损皇家威仪了。果然，王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自古以来，即便是无道之国，洪水尚且不会漫过城墙。如今我大汉政治清明，没有兵革之患，上下和谐稳定，洪水怎么可能在一日之间突然到来？这一定是谣言，不能贸然使百姓豋城，否则必然会再次惊扰百姓，后果难以预料。”

成帝左右权衡，觉得王商说得也有道理，他抱着再等等看的心态接受了王商的意见。没过多久，宫外果然传来消息，证实了所谓大水将要灌进长安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谣言既然被证伪，百姓们也就定下心来、各自散去。

京师安全了，成帝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听从了王商的意见没有闹出大笑话来，也因此对这位老成持重的忠厚长者更加敬重，多次在公卿们面前夸奖王商。

王凤却觉得十分不爽。他又是羞愧、又是怨恨，羞愧的是自己失言在先，在陛下面前出了丑、丢了人；怨恨的是，王商这个老家伙竟敢公然和他唱反调，实在太过大胆无礼。这厮仗着是先帝心腹，又被今上所礼遇，一点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真是可恶。

而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更加火冒三丈的事情。

王凤的儿女亲家杨肜，担任琅琊郡太守，河平四年（前25年），其郡内遭受自然灾害。这时王商已接替匡衡为丞相，他认为杨肜玩忽职守，致使郡内受灾，于是下令对其失职行为进行追责。王凤得知消息，找到王商求情：“郡内受灾是天事，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杨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官，希望您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使他能够在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

王商不为所动，他仍然上奏朝廷，请求将杨肜免职。

然而朝廷却迟迟没有批复。

既然此时掌握中朝大权的是王凤，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商的奏章很可能被王凤截留，并且悄悄地被处理掉了。又或者，成帝本人并不希望王商过于强势，他希望王凤和王商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这样对他、对整个大汉帝国来说，都是一种最优选择。

我们不知道成帝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以后，王凤对王商恨之入骨。他深深感到，此人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得安生。

他开始向王商反击。

反击行动卓有成效，然而手段却不够光明正大。

王凤指使一个叫张匡的人，以发生日食天象为借口，上书攻击王商“作威作福，从外制中，取必于上，性残贼不仁，遣票轻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意思是说他以外朝压制中朝，本性残忍，因为官员微小的过错而治以重罪，以此立威；又诬陷他和父亲的奴婢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奴仆把奸夫刺死等等不堪之事。成帝还算是明白人，知道这些都是不实之词，也知道张匡为人阴险、说话极不靠谱，因此命令事情到此为止，不许再以此为借口处置王商。

王凤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固争之”，给成帝施加了极大压力。无奈之下，成帝下诏，免去了王商丞相之职。

王商愤懑欲狂。他性格刚直，面对强权不肯退缩是他的可贵之处，然而有道是至刚易折，过于强硬的人某些时候内心却是非常脆弱的。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身却又无处申诉，这使得他胸中郁积之气没有办法宣泄，遂反攻自身造成致命之伤。免除相位之后仅仅三天，王商在家呕血而死。

王凤又赢了，虽然手段不甚光彩，可是他毕竟笑到了最后。

清人郑燮有《竹石》一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王凤既然已经站到了青山之巅，就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开始的时候，他是权力游戏的被动参与者，后来，他又不由自主地转换角色，变成游戏的掌控者。角色转换的基础是权力的转移，具体体现在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在本人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悄然发生，一个善良的人转身就可能变得邪恶，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既然走入了政治棋局，谁又能真正独善其身呢？

唯有奋力挣扎而已。

六、万马齐喑究可哀

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六月，刘骜对王氏家族大行封赏。他在一日之内，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再加上之前王凤的阳平侯和王奉世的安成侯（王崇去世，其遗腹子王奉世继承爵位），王氏一门七侯，创造了有汉以来外戚家族前所未有的辉煌。

已经是太后的王政君进一步提出，希望能够参照汉武帝封其母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为侯的先例，加封政君母亲李氏改嫁后所生子苟参为侯，却被刘骜否决：“田蚡之所封，本来就不合制度。”改授苟参以侍中、水衡都尉之职。

这时的王氏家族，俨然是大汉帝国第一大族。《汉书·元后传》中说，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意思是说，王氏家族子弟都做上了卿大夫、侍中、诸曹的官职，其势力充斥于朝廷之中。

试想一下，大汉帝国的朝政居然被一个家族完全掌控，家族的影响力就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无处不至，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与之抗衡。

连皇帝也不能。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形。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王氏一族被卷入权力的游戏，多少带有被动的成分，然而到了现在，他们已经品尝到了权力的甘美，便像任何一个拿到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再也不肯轻易放手了。

《诗经·大雅》有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多少人能在权力面前仍然保持清醒？有多少人在经过权力的洗礼之后仍然能够不忘初心？又有多少人，在权力的诱惑下变得如疯如魔，似癫似狂？

这三个问题，可以慢慢思考，暂且不表。

王氏家族显然已经陶醉于权力之中。他们表现出的傲慢和张扬，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土豪气息。《元后传》中用三件事来说明王氏家族的专权。

光禄大夫刘向之子刘歆，才华横溢，刘骜召见之后对他非常欣赏，想要任命他为中常侍。左右之人都说：“此事还没有向大将军通报呢。”刘骜不以为意，说道：“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通报大将军吧？”左右纷纷叩头以争，刘骜于是把这事儿跟王凤说了，王凤却“以为不可”，直接拒绝，刘骜无可奈何，只好放弃。班固对此事评论道“其见惮如此”，对王凤惧怕到了这种程度。

这是第一件事。

前文提到的刘骜异母弟、定陶王刘康，在夺嫡之争中失败，然而刘骜和刘康之间的兄弟感情却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削弱半分。刘康就国（即去封国上任）以后，刘骜对他十分照顾，每次赏赐都超过其他诸侯王十倍之多。刘康根据规定到长安朝见刘骜，朝见结束后本来应该归国，刘骜却强行把刘康留下，并对他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子嗣。所谓人世无常，一旦我有不测，那我们兄弟就再也见不着面了。你就留在长安，在我身边侍奉吧！”

长期以来，刘骜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后宫嫔妃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他这个举动的言下之意是，万一自己宫车晏驾，就将帝位传给刘康。以当时情形而言，这样做恐怕也是最好的安排了。

但是王凤对此却十分反感，他不希望刘康留在长安。刚好这年（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二月发生了一次日食，王凤以此大做文章说：“天上发生日食，这是阴气大盛之象。定陶王和陛下您的感情虽然很好，但是根据汉家礼制，他应当留守在自己的藩国；如今滞留京师不回，这不是正常的行为，因此上天示警为戒。您应当尽早安排他回去！”

刘骜再一次无可奈何，只能与刘康洒泪而别。回到封国以后的第二年八月，刘康便郁郁而终，竟死在了刘骜前头。

这是第二件事。

京兆尹王章实在看不过去，向刘骜上奏：“日食之咎，都是因为王凤专权，蒙蔽主上。”

在王氏家族权势熏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的时候，这样的声音犹如黑夜之中的一道闪电。

敢于如此发声的王章，也因此值得我们在此多说两句。

王章年轻时家贫，在长安太学中学习，与妻子独居。他有一次生病发高烧，家中连盖的被子都没有，只能躺在牛衣（给牛遮寒的东西）里，穷困潦倒至此。他自以为必死，和妻子诀别，泪流满面。其妻怒道：“王仲卿（王章子仲卿）！京师中朝廷上那些达官贵人，哪个能力学识比你强？如今疾病困厄，你不发愤图强，反而在这里空流眼泪，太丢人了！”王章听了妻子的话，振作精神、继续努力学习，后来果然步入仕途。（牛衣对泣的典故即出于此）

他任官以后，以敢于直言而出名。元帝朝，因与宦官集团首脑、中书令石显斗争，被免官；成帝即位后重新起用，先后任谏大夫、司隶校尉，大臣、贵戚都对他十分忌惮。他的才能受到王凤赏识，遂被提拔为京兆尹，即长安市市长。

王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被王凤提拔，但对王凤并不阿谀亲附。在他的概念中，官职是国家的公器，不是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王凤虽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的服务对象却应该是君主和国家。公私之间，他分得很清楚。

于是，在受到刘骜召见之后，他便侃侃而谈：

陛下亲近定陶王，是承宗庙、重社稷的大事，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怎么可能会导致灾异！

灾异发生的原因，是有大臣擅政之故！大将军遣定陶王回到封国，使天子被孤立，大将军可以专擅朝政以便于谋取私利，大将军不是忠臣！

如今，政事不论大小，皆由大将军决定，天子没有任何发言权。王凤不反省自己，却把责任推给好人。而且王凤诬陷他人，也不止一次了！

像王凤这样的人，决不能让他长期把持朝政，陛下您应该让他退位还家，选忠直贤臣取而代之！

这几句话，句句都说到了刘骜心坎上。

即位之初，刘骜确实非常信任王凤。但是随着王凤专权日久，他越来越不把刘骜放在眼里，刘骜想办的事他就是拦着不让办。我们不知道王凤这样做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但就算是像刘骜这样并不把权力太当回事的皇帝，也实在是忍受不下去：做皇帝做成这样，太尼玛憋屈了。

王章一番话，不能不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平心而论，他对朝堂之事本来就不感兴趣，他热爱的是精致的个人生活。他喜爱美丽的女子，对男风也不排斥；他喜爱随性的燕游和微醺的美酒；他文学渊博，在音乐方面的造诣达到了大师级别。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非治国理政的政治家和谋略家。

但既然身为皇帝，他无法逃脱宿命的安排。这花团锦簇的大汉江山，说到底是他刘家的，有些东西，即使他不愿意面对，也不得不去面对。

已经坐大的王氏家族，就像一匹脱缰野马，自从王商病亡后，已经无人可以约束制衡。对于这一切他并不是不清楚，即使浪漫率性如他，有时半夜里也会在重重宫帷后因噩梦而惊醒，背后冷汗涔涔：祖宗家业，会不会因我而亡？

他必须认真考虑削弱王氏势力的可行性。

他问王章：诚如爱卿所言，谁可取代王凤辅佐朕呢？

王章推荐了时任琅琊郡太守冯野王。他认为冯野王为人忠诚正直，富于谋略，是不二人选。

冯野王的能力当然很强，辅佐刘骜当然也毫无问题，问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皇帝，加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要怎样才能推倒已成参天大树的王氏家族呢？

刘骜频频召见王章商议机密之事，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早就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人是王政君之父王禁弟弟王弘的儿子，也就是王凤的堂弟，时任侍中的王音。

王音身为侍中，一直伺候在刘骜身边。刘骜每次召见王章时虽然都屏退左右，但有心的王音却躲在侧室中偷听。他将情况探得清楚，转身就向王凤报告。

王凤得知消息以后，以他此刻的身份、地位和势力，史书中记载他居然“甚忧惧”，也就是很担心害怕，从这点可以看出，王凤也实在不是什么枭雄。他当然不肯轻易放弃权位，但是他一没有带甲上殿威逼皇帝，二没有直接将王章拿下，而是像上次一样，再次向皇帝上书，以十分谦卑的姿态和十分可怜的言辞请求退休。

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真实历史的戏剧性，有时候连脑洞大开的神编剧都编不出来。

更加有意思的是，王凤这个招数屡试不爽，居然又一次成功了。史书中说，王政君因为王凤请求退休一事天天悲伤哭泣，甚至到了绝食的地步；而刘骜“心太软”，感念往日的情分，不忍心就此废除王凤，颁下诏书命令王凤不许退休。

王凤同志自然滚坡下驴，“起视事”，重新开始处理国家大事。

大事去矣。

为了推卸责任，刘骜命人写奏章弹劾王章，下狱治罪，最后以“大逆”罪名将王章处死，其妻、子都被流放到广西合浦。

王章之死，是在成帝阳朔元年冬。

这是第三件事。

阳朔元年，于历史上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于西汉王朝，却不啻是一个转折点。这年以后，成帝再也不提削除王氏家族之事，满朝文武百官，再无人敢于公开反对王氏，所谓“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王氏一族的势力，盘根错节，如同恶性肿瘤一般深深侵犯到大汉帝国的每一个器官。整个朝政已经完全被以王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所把持，帝国就像是一个迟暮老人，缓慢地、却又毫不停歇地走向死亡。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消灭了不同声音以后的王氏家族，到底会走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