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个传递想法的好方式，因为人们会在故事当中思考。
在讲故事的时候，治疗师可以用一种非常浓缩的，并且非常身临其境的方式来描述独特的关系模式。
同时还可以描述关系模式的动力，以及它的戏剧性。
听故事的人可以与故事的主人公合二为一，或者也可以与故事中的主人公划清界限。
可以强调他们的相似之处，或者也可以强调彼此间的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听故事的人进入了故事主人公的内部视角，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求去纠结什么抽象的概念。
因此，如果要对某件事情进行改释，那么讲故事的方法要好过所有的理论阐述 。

我们的日常用语 就是其原本的样子，当事人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他们拥有的语言。

要想让疾病成为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个体，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症状或疾病拟人化，
通过这样的方式，症状或疾病就变成了病人的家属的或治疗师的一个某种形式的互动伙伴 。
疾病作为一位虚拟的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已经被纳入了联盟，
在权力斗争中既可以被人利用，针对它也形成了防御的阵线。

如果治疗师在他提问中把疾病也当做一个人，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来对待它，

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参与者与它有什么样的情感关系，它在家庭内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

如果一个孩子被定为患有精神疾病，那么划分及彼此界限的冲突阶段就不会出现了，或者是以其它方式的出现 。
既然被定认定为患有精神疾病，那么与此相应的，就是没人会把他当回事儿。
其次在交际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避免冲突的动力，因为大家永远都搞不清楚他说的那些话是否就是他说想的。
他说那些话和他的行为，确实是他——一个能够自己负责任的，有行动能力的主体的真实想法吗 ？还是仅仅是他的症状 。

病人通常会邀请他的家属来取消他的说他说话的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共同的，合作的，避免冲突的模式。

在那些拥有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的家庭成员的家庭里 ，这种模式经常会被看到。

如果人们没搞清楚某个人说的话做的事是否就是他说想的，那么确实也没办法与他就交流的内容进行冲突。
或者换个说法，没有什么内容得到了交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模式所带来的长期后果是“去交际”:病人被剥夺了交际的资格或者病人自己把自己的交际资格给剥夺了（从交际的团体中被排除出去。 ）

如果某人在经历了十年的婚姻之后离了婚，那么说“如果我们当初没结婚，那会如何如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将来会做什么 。

如果某人把自己描述成病人，其他人也把他描述成病人，那么父母永远都会说，你回到我们这里来吧。

人们不会把一个孩子置之门外，没有父母会这么做，尽管他们在理智上也对自己说这样会更高更好一些。

我几乎没有遇到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父母这是情感的问题。人们不能把一个病孩子扔到大街上。

聪明的一个标志就是走最轻松的路。
这是一个经济学原理 在经济研究中也有相关的描述，走最难走的路，这是从经济上看似荒唐愚蠢的，所以走最轻松的路就是聪明的一个标志 。

那些拥有自己的企业的家庭经常会如此，工作具有崇高的价值，只有病人才能够逃避工作 。

解读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决定着其在家里是如何被看待的 ，大家是如何与他交往的。

如果他被看做病人，那么冲突就会最少 。
如果他总是强调自己的疾病，那么从短期来看他就会避免掉恼火麻烦。
从长期来看，他就会给自己剥夺掉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机会 。

根据经验看 疾病自己找到某个人的头上，但是人们也邀请了他，他不是从天而降的 。

他虽然在某个时间就来了，但是人们首先得把门打开，并且把邀请函寄走 。

只要在提出假设性问题或在进行实为实验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那就是出现了那个著名的 抗阻现象 。

来访者选择自杀的话题，这个话题令在座所有人不知所措，而且还让刚刚谈到那个那个话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考虑到他的自杀危险，他不工作，早上7点不起床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用比较得体或者不那么得体的方式指出来自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于是对所有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解释，以及评价的框架就都改变了。

较高的价值——活着，使较低的价值 ——要让自己适应家里人对他的成就期望，变得无效了 。

从系统式治疗的角度看，这个策略非常有效。

通过这一策略， 取消了亲属们的辩论资格， 让自己在所有要求他改变的呼声面前得到了安静。

从治疗技术的层面上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治疗是要把谈到自杀的过错归结于其自己，治疗师只有这么做，他才能够发展出其它的干预策略，否则他就会变得没有行动能力，或者停留在没有行动能力的状态中。
因此，治疗师不仅要找出来，而且还要让大家都清楚明了，他是如何引发了患者的自杀表述的。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此处存在的游戏规则是否在家庭内部也行之有效 。

在大多数家庭里，自我毁灭的表述带来的结果是，大家让病人得到了安静，让他被照顾的愿望得到满足。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不会去对这种交际模式进行一番反思 。

人们把情感看作是交际系统中的信号，那么从诊断的角度来看，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
哪种互动模式与哪种情感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 。
提供给在座的人哪种关系是与此相连的，对他们来说，哪种行动推动力被激发了或者被压制了 ？

如果治疗师只是自己被自己所感觉到的行动推动力牵着走，那么他非常有可能在治疗上毫无作用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患者的那些在以往的家庭互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得到了证实，而治疗师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由于人们已经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圈内被社会化了，所以他们对某种情感表达的反应，往往带有固定的套路和定势。
哭的人会得到安慰 因为很显然，哭对其他人产生的作用就是邀请他们前来安慰。
暴怒的人也是在邀请别人来对他进行控制 如何处理此类的邀请，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可能性。
接受，不予理睬，表现出与所期待的相反的行为，对交际模式进行反思。

如果治疗师由于无法区别“改变/坚持”的优劣，

既无法对改变保持中立而丢掉了中立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转换立场，站到现状的这一边。

为此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询问目前状况好的那一面，既疾病症状好的那一面。不仅仅是对患者而言，而且还要针对其他人 。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患者和他的家庭已经生存到现在这个时刻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尽管存在着这些症状，或者正因为存在着这些证症状，他们才生存到现在。

类似现存的问题有什么好处？这一类的问题可以把症状的适应功能，哪怕是最严重的症状，置于关注的焦点。

此外，这一类问题也可以对有可能的改释构成一个好的基础（积极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