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篮子套着小篮子，小篮子里放着编织袋，姥爷用扁担一头挑了一只大篮子，我和大舅的两个女儿跟在身后，抬着一根两三米长，用竹子做成的“叉竿”去摘柿子。
“叉竿”在不产竹子的北方是“奢侈”的采摘工具。赶集日专门买来，长长的竹竿顶端削尖，劈成均匀的两半，用一小块木条在距离顶端10多公分处把两半稍微隔开，再用铁丝绑紧。不用的时候，姥爷就要高高的横挂在屋檐下。刚学“束之高阁”这个成语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姥爷存放“叉竿”的画面。
那些从姥爷父亲小时候就开始生长的柿子树，树干粗壮皴黑，高高的树冠越往上越收拢。姥爷站在树底下，举起两三米的“叉竿”，夹住柿子旁边的细枝，两手左右一拧，细枝被折断，收回叉竿，把柿子连枝带叶拽下放进篮子里。姥爷用“叉竿”围着大树摘一圈后，就会带条绳子，爬到高处的树冠上。绳子扔下来，小孩子在树下把篮子系好，姥爷把空篮子拽上树，在老树杈的地方找个舒服的姿势，手摘竿夹，篮子摘满了，朝树下的孩子们喊“满了，接篮子”。
树下的孩子仰头看着装满柿子的小篮子晃晃悠悠地从大柿树的枝叶间落下，离地还有不到半米高的地方，扶住那一小篮柿子落地，把小篮里的柿子放到编织袋里，编织袋装满了，再放进大篮里。
为了犒劳树下的孩子们，姥爷找到一个又大又红，熟透了的柿子，喊着“找着一个红柿，我要扔了，你们离远一点。”如果时机恰当，被姥爷扔下的红柿子会落在秋天刚被翻过土的松软地面，柿子被摔裂几道缝，撕掉外面的薄皮，不影响吃。
可惜大舅家的小女儿跑慢了，柿子不偏不倚砸到了她的正头顶，两三岁的小女娃头顶还竖着一撮冲天辫，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哇”一声大哭起来。我和她的姐姐已经笑瘫在地，蹲在地上捂住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
柿子树在太行山的沟沟壑壑太过常见，树干粗壮的、纤细的，扭曲的，就那样随意地长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春末夏初开花，淡黄色花朵像一个边缘微卷的多边形，我和小伙伴拿着针线串柿花，串了一条又一条，挂在脖子上，挂在墙壁上，看着清新的浅黄色变暗变黑，最后扔掉。
柿花落了，青色的果子长出来，然而，并非所有的果实都能长大，总要掉落一部分，那些掉下来的青色果子又成了我和小伙伴串链子的“绿珠子”，虽然所有的链子最终难逃被丢弃的命运，可是“串链子”的快乐怎么也忘不了。
经过一个夏季骄阳的炙烤，柿树叶子变得五彩斑斓的时候，柿子熟了。不但可以跟着姥爷摘柿子，还能和小伙伴儿用孩子的方式做“柿子馍”吃。
漫山遍野找来最红最软的柿子，带到河滩上，小伙伴儿们开始分工协作，有人负责用石头搭起一个小灶；有人负责满河滩寻找一块既平又薄的石板，小河里清洗干净后，放在石头搭起的灶上；有人负责捡柴火。等一切准备就绪，从家里带来火柴的家伙会把灶里的火点着，没有任何遮挡的河滩，秋风很大，点火的孩子会喊“过来堵着点儿风”，只见五六个脑袋挤在一起，跪在地上，撅着屁股，夹缩着双臂，十多只小手凑在一起拢着小火苗。
火点着了，一群人绕着“灶台”围坐一圈儿，等石板被火烧热，大家七手八脚把寻来的柿子揭掉皮，放在石板上捏破，一层又一层的涂满石板，被烤的柿子泥在石板上滋滋冒烟，小伙伴儿人手一个干净的小石片，从大石板上刮下烤熟的柿子泥放入口中。被加热过后的柿子颜色已经由之前的红色变成橘黄色，热乎乎的放进嘴里，尝一下，有点涩，可小伙伴儿们还是觉得自己做熟的最好吃。
整个秋天，所有小伙伴儿对烤柿子这件事情乐此不疲，一直要“烤”到大人们把树上的柿子摘完，搬进家里开始其他方式的加工储存。
柿子摘回来，姥爷会留一些带着枝叶的，用绳子把树枝挂起来，一串串还长在树枝上的红柿子和金黄色的玉米一起挂在屋檐下，特别好看。能存放到冬天的柿子，经过初冬的日晒霜冻，口感会比刚摘时多一份清爽。等天气再冷一点，姥爷还要用这些熟透的柿子糊窗户，摘下一个软软的柿子，正中间揭一个小口，从窗户里面顺着木格的窗棂涂抹，然后贴上白纸。新糊的白纸白亮鲜净，是每年冬季窗户必换的新衣，可以阻挡沿着窗缝渗入屋内的寒风。
姥姥则要把那些磕破了皮、掉在地上摔烂的柿子统一归置起来，要么放到一个瓦缸里酿成醋，要么一刀一刀切成小块，放在院墙、房顶平整的地方晾晒干，冬天熬小米粥，放进去几块，比什么都没有的淡米粥要香甜许多。至于那些完好的柿子，姥爷会用专门的手动工具，一圈圈把柿子皮削下来，被削了皮的柿子会放在一口大缸里储存一个冬天，再拿出来，红黄新鲜的柿子已经变成黑色干瘪的柿子干，表层还结了层像白霜一样的果糖，这才是真正天然的柿饼，吃起来有点粘牙，却也甜得掉牙。姥爷削下来的柿子皮，姥姥依旧舍不得扔，收集起来晾干，变废为宝，过年蒸馒头时，可以和煮熟的红小豆掺在一起做成豆沙馅。
柿子一直都不是我喜欢的水果。可是每年它上市的季节，在超市、在水果店看到，忆旧怀恋的思绪就会从心底泛起。我仿佛能看见树皮皴黑，树叶肥绿，一颗颗扎根在儿时的树。我见过它开花，见过它落果，等着它的叶子由苍翠变成斑斓。等到它果实成熟，我陪着姥姥酿醋，帮着姥爷做柿饼。我还能看见自己在柿树下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