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三邀》与《单向历》的忠实喜爱者，在出版接近一年之后终于读了这本许知远给梁启超做的传，这本《青年变革者》。
第一卷从梁启超的幼年开始写起，到维新即将失败结束，用梁启超这一人物的经历串联起那个风雨飘摇的清末变革时代。他曾发奋攻读科举，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也凭此获得了大舅哥的青睐，迎娶了自己的夫人，能够算得上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之后却变成了废除八股考试的坚定支持者，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清末教育的变迁。开始时，大家醉心于应试八股，书院里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去研究当地考官的喜好，从传统中寻找着向上的阶梯；当中国被列强欺凌之时，其中的有识之士又转向对西方学说的研究，想要找到国家富强的出路，他们不仅不遗余力的介绍西方的学说，还创办新式学堂，去培养适应新形势的学生，梁启超也在多方抛来的橄榄枝中选择了前往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用教育传递新思想，培养新式人才。
康梁能够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在于他们强大的表达能力。康有为凭借超强的演讲能力、外在的自信气场，折服了许多周围的人，注重在士人中的表现，结交了许多官场与文化名流，他结合时局向听众传播自己所掌握的西方学说，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看似提供了许多改革措施，实际上却无助于困境的解决，但这依然为他带来了许多的拥趸，梁启超等人也都很崇敬的拜入他的门下，他的口才将他推向舞台的中央。梁启超凭借一支笔，在上海作为《时务报》的主笔，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恰逢报纸这一新媒介。只是小官僚、普通举人的他们抓住了印刷术普及的时代机会，利用报刊宣扬自己的理念，赢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在士人中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梁启超在主笔时务报期间也有了很大的成长，虽然更多的是介绍西方学术并非原创思想，较快的更新频率也无暇炼字，但是他在实践中懂得了怎样把握读者的情绪、拓展读者的视野，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表达者，这一优势应该会让他在漫长的人生中获益匪浅。
即便后来，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终于得到了光绪帝的重用，但他们内部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一个较为松散的理念同盟，没有把各方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康有为的张扬高调、改革对旧有利益的侵犯，都使他们面临着官僚系统巨大的敌意，而这种命悬一线的危机感，又令他们想要采取兵变逼宫的过激举动。也难怪袁世凯拒绝了康有为的邀请，仅有七千新军，而京畿还有许多其他部队，若是行动也难有好的结果，不过是维新派的想当然罢了。维新派对时局对变法有着许多振聋发聩的议论，但他们大多是善于议论纵横的书生，缺少为官的经验，根底不足，实践缺乏，还有着文人相轻的傲慢与狂妄，不懂得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没有老成练达的领袖人物做出周祥的改革方案，仅凭着一股纸上得来的书生意气想要改变这个幅员辽阔、日薄西山的大帝国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最终维新不过百日，终成一场虚空。不够成熟的维新派或死或逃，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