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梧鼠Mouse
16岁的佩佩忧心惶惶地走过从香港往深圳口岸的安检，虽然故作镇定，但脸上依旧有着些许慌乱，好在边境安检人员并未察觉。
佩佩顺利过关，匆忙将书包里的两部iPhone交给黑市，满心欢喜地接过酬劳。至此，佩佩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走水”。
这是电影《过春天》中的一幕。
作为深港跨境学童，佩佩利用可以频繁过关的优势干起了走私水货的行当，只是为了赚一些钱和闺蜜去日本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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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在深港流连的人或许还不太理解“跨境学童”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住在深圳但在香港上学的孩子们。他们在香港出生，拿着香港身份证，能够在香港上学但偏偏不住在香港，深圳才是他们的家。
早晨5：30起床，6：30到达口岸，6：40过关到香港，下午4：30回到深圳的家，补习，做功课，晚上9点准时睡觉——这是一名跨境读书的孩子一天的时间表。
每天，都有上万名这样的孩子在口岸两侧奔波往返。上下学至少两小时以上的舟车劳顿，双城生活让孩子们长期处于疲倦状态，父母也担忧孩子们的途中安全。
在更好的选择出现之前，他们需要这样的生活。
在福田口岸，小女孩一个人占来隔离栏杆旁边，望着眼前的边检视窗，等待开始过关。对这些每天穿梭于深港两地的孩子来说，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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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跨境学童面临的是身份认同的危机。每天在深港之间往返，这些孩子们的身份也徘徊于港陆之间。关口的两边，仿佛是两个世界。
香港意味着繁忙的港铁，学校、老师、同学和一两个亲近的好友。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有着庞杂的文化背景，但跨境学童终日在学校和口岸两点一线，能够体验的少之又少，他们大都在九龙、新界上学，甚至不曾去过繁华的中环、铜锣湾。深圳是“家”，其实却不过是一处住所。
跨境学童从法理上来说是香港人，没有户籍做依靠，他们也无法在深圳入学。
大部分的跨境学童，粤普双语流利，有意识地在香港和深圳转换语言。
“双非”父母也鼓励孩子多讲“白话”（粤语）来适应香港生活，为了辅导孩子学习小心翼翼地熟悉繁体字和加强英文。
香港人一般不将他们看作本地人，深圳又称他们是“港宝”，我係边度人？我是哪里人？这是每一个跨境学童都曾疑惑过的问题。
无论深港，都是两个空壳一般的意向。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模糊了家乡和异乡的概念。跨境学童的背后，是港陆差异的点点滴滴，竭力想要人为建立的归属感在这种差别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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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以来，“跨境学童”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孩子们也分“双非”和“单非”，即父母双方都非香港人或只有一方非香港人。
尽管“跨境学童”们身份尴尬，但自千禧年起，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非香港户籍夫妇选择到香港生子。
“双非”港生宝宝约有 18 万余人，这些孩子到了适学年龄后，有部分加入到跨境学童的行列，且人数每年都呈上升趋势。
如今，已成规模的跨境学童群体使得深港口岸处被别设有“跨境学童专门通道”来方便学生们上学。
2013年，香港正式关闭双非赴港产子通道。
即便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单非子女成为跨境学童。相比价格高昂的香港物价，内地生活的便利与相对较低的成本让许多香港人选择定居深圳。
加之香港教学水平和教育体系福利整体优于内地，送孩子们去香港读书是家长的最佳选项。
于是深港跨境学童群体在这种独特的情境下逐渐壮大，继而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当对跨境学童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度上升时，旁观者会说“何必分什么香港人还是深圳人，都是中国人”。但事实上，深港之间总是隔着的两道关口犹如间隙，港陆也常常被置于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上。
内地人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占据了港岛本就匮乏的资源。数年前，香港本地人就已经在同被蔑称为“蝗虫”的内地妈妈在产房争床位，如今他们又开始为子女争学位。这一点，在香港北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香港北区学位紧张，正是因为跨境学童的家长们希望孩子可以在离口岸近的地区上学。然而，香港本地学童的就学压力不比内地轻松，但政府派区的结果又往往事与愿违。
不少本地的孩子被派到更远的学区，家长只好带着孩子到北区各个学校“叩门”来争取几个机会渺茫的学额。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当更多的竞争者涌入时，矛盾自然也跟着越聚越多。这些是电影中不曾表现的跨境学童社会危机。
当孩子长大了些，这种隐藏的群体积怨在敏感青春期中发酵为自卑、怀疑等情绪，成为他们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路上的心理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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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天生能拒绝诱惑，只需一个契机，内心的那只怪兽就会释放自己。对这样一群将归宿感无处安放的孩子们来说，带着犯罪色彩的青春是最刺激的事。
孩子们将身份的特殊性作为叛逆的手段，以弥补内心的一点空白——成为一名水客。他们把拆过包装的手机装入书包、缠在身上谨慎地走私，用学生身份就足以混淆安检人员的视听。
其实水货客问题无论对香港还是内地都不陌生了。从2012年开始声讨“水货客”已经过去五六年时间，无论关口怎样查，港陆走私水货依旧猖獗。
距离福田和罗湖口岸只有一站地铁的上水是有名的“水货集散站”。讲普通话的有时比讲粤语的多，有些人甚至拉着足够装的下人的大拉杆箱前去扫货。
随着业务量增大，水货客发展成为团体，这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帮忙带货“走水”。有些稍大一点的跨境学童便开始参与到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当中来，例如《过春天》中的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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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天”的称法为“走水”赋予诗意，好像是为佩佩枯燥乏味生活中的一点刺激寻找的美好意义。同为跨境学童和水货客，这种“过境人生”在两个身份的裹挟下更加具象。
《过春天》被定义为一部青春片，细致地刻画了存在于夹缝中的青春时常有苦涩和茫然。当佩佩这个人物被置于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时代下，青春期的迷惘也是人生的迷惘，似乎要穷尽一生去探寻身份认同这个答案。
佩佩和香港底层青年阿豪在逼仄的空间、潮湿的空气中互相给对方身上缠手机，散发着年轻气息的情欲也呼之欲出。年少的暧昧与犯罪的快感碰撞，正是青春期的不羁与隐忍最痛快的爆发。
电影结尾，佩佩将鱼缸里的鲨鱼放生，让它游向大海。而同样也在鱼缸和大海两个处境中困顿的她，只能让青春的迷惘、伤痛和刻骨铭心随波而去。孤独感对立着归属感，以及原生家庭的隐隐作痛，青春仍在一个无解的语境下肆意生长。
有人说： “这一代人在打破两地之间的障碍，过关啊什么的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想清楚，这些对他们来说有些什么意义。”
青春时的问题终究还是留给了青春。时间没到，谁都无法预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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