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大姐之死

（一）

过了正月初七，空气中烟火气还未散去，人们还没有从过年期间的慵懒中走出来，大街上已经忙碌起来了，春节期间紧闭门户的商铺，也开始纳客营业。

早上，我在突兀的闹铃声醒来时，脑袋昏沉，像被人在脑后打了一闷棍似的。洗漱时，梳子怎么也找不到，不知随手丢到哪去了，只得用手拨弄了一下头发，出了门。

下楼时，看见窦老太正佝偻着身子在捆她那些纸箱。过完了年，她也脱下了那件红棉袄，换上平时的那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棉衣。今年过年，她那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还是没有回来。已经是第六年了，连一个电话也没有，不过，即使他儿子想给她打电话，也不知道往哪打。窦老太没有手机，她是一直活在上世纪的人，与这个信息化时代格格不入。

窦老太见到我，勉强直起身子，她的视线一直跟随我到门口。我假装没看见她，怕她跟我搭话，只要她搭上话，就会一直唠叨个不停，让人脱不开身。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我得尽快赶到报社去，没有时间听她唠叨。

自从老程说她儿子死了之后，窦老太一遇到我，就向我打听她儿子的下落，以证明老程在造谣。我没见过他儿子，更不知道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但窦老太以为，我是个记者，只要在报纸上一登，她儿子就能看见。然而，她不知道，我们的报纸只在市内发行，根本不会发往广东。况且我是刚参加工作，连记者都还算不上，说白了，就是一个在报社打杂的。

这些，我不知道怎么跟窦老太解释，只好尽量躲着她。

快走出门口时，她叫住了我，转身的一瞬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她要是再问起她儿子的事，我就说忘记了。

她还是一头乱蓬蓬的花白头发，脸上更加消瘦了，面色黝黑，眼眶凹陷，新年的喜庆没有在她脸上留下蛛丝马迹。

“上班去啊？”她问我，嘴角抖动，像条缺氧的鲶鱼。

“嗯……”我应了一声。

本来想说点“新年好！”之类的吉利话，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我怕一旦跟她聊起来，就会没完没了。

“你出门，不要走西路，从东路这边走。”说着，她伸出枯槁的手，指了指东边的方向。

她终究没有问她儿子的事，我松了一口气。

“怎么了？”我有点疑惑。

“吴大刚死了……”她说着，眼皮耷拉下来。

“谁死了？”我有点云里雾里，在我认识的人中，从没有“吴大刚”这个名字。

“隔壁家的吴大刚……”说着，她又伸手往西面的方向指了指。

“隔壁不是花大姐家吗？”我问。

“花大姐的名字就叫吴大刚。”窦老太提高了声音，她怕我听不明白，只是她的声音一大，却又怕被隔壁的什么人听到，那样会显得对死者的不敬，话的后半截她又把声音压低了很多。

我犹如芒刺在背，突然明白她告诉我不要往西走的原因。往西走，必然要从花大姐家门前经过，像窦老太这样笃信鬼神的人，任何招来不详的可能，她都是要回避的。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里的某个角落，有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来，渐渐如潮水般泛滥。

花大姐跟我的交情不算深，甚至说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之间说过的话加起来也许不到十句，但突然听到他死了，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切掉了一块。

“也没听说生什么病，怎么就死了？”

“谁知道呢？应该是年前就死了，好几天了吧……都长蛆了，昨晚发现的。”

“谁发现的？”

“抄水表的，人家说他欠了一年多的水费，昨天找上门，敲了半天门也没见有人应，闻到一股恶臭……就撬门进去……。”窦老太摇摇头，停下手里的活，坐在她捆好的一摞纸箱上发呆。

我看了一下时间，上班快要迟到了，我见窦老太不再开口说话，这种事也不好再聊下去，赶紧迈步出门。

出门时，不禁回头看了一眼花大姐家，他家院门紧闭，与往常别无二致。我在那里大约静默了几秒钟，突然觉得花大姐院门上那两张泛白的门神有些狰狞起来，似乎随时就要跳下来咬人。

我收回目光，沿着小巷往东走，好在这种小巷子从哪走都能通往下面的大街，我也不用绕很远的路。

几乎一整天，我心里总是乱糟糟的，这一年来发生的很多事像电影胶片一样在脑子里滚动。

一年前，我搬到这里，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房租便宜。尽管房子老旧，但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这都无关紧要。刚参加工作，报社的薪酬不高，也不敢奢望太好的条件了。

正好那一带靠近烈士陵园，甚是清静，这对于一个整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

我住的房子是一座二层灰色小楼，沿着小巷坐落着一排这样的小楼。楼与楼之间的电线互相拉扯，像一张硕大的蜘蛛网，罩着下面来往的人们。小巷子仍然铺着古老的青石板，没有排水系统，所有的生活污水都用明沟往下排。

小楼当街面，用木板搭了一间铁皮屋顶的棚子，墙上贴着各种治疗梅毒和不孕不育的小广告。房子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或许更久远，二楼向阳面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色的砖墙。

我住在二楼南面的一室一厅，没有卫生间，上卫生间要到楼下，房间的后窗正对着烈士陵园的方向，打开窗就能看见陵园里翠绿的松树和高高的碑塔。

二楼中间部分是楼梯，楼梯上去有一个透明的天窗。二楼北面住着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窦老太私下跟我说，那是一个妓女，还专门提醒我，要跟她保持距离。

一楼住着两位老人，一位是老太太，另一位是更老的老太太。老太太姓窦，我叫她窦老太，那位更老的老太太谁也不知道姓什么，连窦老太也不知道，我只叫她老阿婆。老阿婆跟窦老太究竟是什么关系，谁也不清楚。

窦老太是我的房东，她不识字，我们之间也没有签租房合同，每月房租200元。水电表是我自己抄的，窦老太让我把水电表的数目写在一楼西面的墙壁上。西面墙上有三列数字，一列是我房间的水电数，一列是二楼北面那女人房间的水电数，数字写的歪歪斜斜，估计也是那位女租客自己写上去的。还有一列是窦老太和老阿婆每次卖废旧的数目，是上门收废旧的小贩帮她们写的。

一楼南面是窦老太和老阿婆的卧室，中间是上二楼的楼梯和卫生间，北面的房间和那个木板搭建的棚子里，堆满了窦老太和老阿婆捡来的废品。小贩们一个月来收一次，但不是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收，很多锈蚀严重的水管或者是一些旧皮箱子，人家是不要的，窦老太又不舍得丢，只得堆在角落里，越堆越多。

窦老太家东面邻居是一家老式理发店，理发店也是木板搭建的棚子。理发店没有招牌，只在店门左面墙上用红漆写了“石林巷理发店”几个字，字体扭捏，犹如小学生的涂鸦。理发师傅老程五十多岁，花白的头发，长着硕大的酒糟鼻，犹如一粒熟透了的草莓。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老花镜，他总是越过眼镜看人，不知道他戴着眼镜有什么用。

理发店里，堆的东西太多，显得越发狭窄，靠西面墙放着一张掉了漆的棕色木沙发，年代太久，扶手和坐着的地方变得油光锃亮。店中间放着三张铸铁理发椅，锈蚀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靠近东面墙放着一张桌子，上面堆满理发用具。

窦老太家的东侧也是一座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但没有像窦老太家一样搭棚子，而是在当街的一面砌了一堵围墙，那是花大姐家。他一个人住，没有租出去，窦老太说：他也想租出去，只是谁敢租他的房子？

花大姐和窦老太宿怨很深，谁也说不清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矛盾。我刚租进来时，窦老太一见到我，就数落花大姐，在她眼里花大姐是个神经病。那时我还没见过花大姐，以为是个像窦老太一样喜欢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谁能想到竟是个男的。

窦老太老是说花大姐是个神经病，我总以为这是她给人家泼的脏水，直到我第一次见到花大姐本人，才觉得：花大姐精神上或许真的有些问题。

（二）

记不起那是几月份了，应该是我刚搬到窦老太家的一个月左右，那时还是需要穿羽绒服的天气。

凌晨一点左右，我还在孤灯下写一篇稿子。

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在议论什么，声音时断时续，听得不太真切。

写东西需要安静，对于周围的任何一点响动我都颇为敏感，思路一旦被打断，就很难续上。

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窦老太家是很少有人造访的，何况是在凌晨。过了一会儿，声音又没有了，然而我的思路已经被打断了，便站起来，吸了一根烟。大学的时候我从不吸烟，自从进了报社，免不了在半夜写稿，就沾染了这个恶习。

楼下没有了声响，更引起了我的好奇，便穿着拖鞋，往楼下走，却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挂在天花板上，照着窦老太满屋子的废旧纸箱和堆积成一座小山的塑料瓶子。

门外有人在说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随着声音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烟火味，哪里着了火了？我心里想着，就往门外走。

果然，一群人聚在花大姐家的院子里，这些人都是周围的邻居，平时都很熟悉，窦老太和老阿婆也在其中。几个人拎着水桶从院子里进进出出，着火的是二楼，即便拿着水桶，也上不去，人们只得在院子里，焦急的向那个冒烟的窗口张望。

有人拿手电筒向冒烟的二楼窗户照射，只见一股黑色的浓烟从窗子里汩汩冒出，浓烟里不时窜出火苗来。我想起了打119，摸了摸口袋，才发现出来时手机还落在房间里。

我跑到楼上拿到手机时，楼下已经响起了消防车的鸣笛声，只是小巷窄小，消防车没法进来，只在巷口咆哮。几名消防员战士扛着灭火器冲进来时，二楼的窗户里已经吐出了一条火舌。

消防员扛着灭火器冲上楼，好在火势没有扩散，很快就被消防员扑灭了，只是浓烟一下还没有散开。

消防员从楼上下来，领头的问：谁是这家的主人？

人群里窜出一个女人，那是一张涂了太多脂粉而煞白的脸，蓬头垢面，头上扎着两条凌乱的麻花辫，一条辫子散乱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一件邹巴巴的大红衣服松松垮垮套在她身上，犹如香港恐怖片里的女鬼。

“我是……”他的声音像从地狱里窜出来的一般让人悚然，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怎么着的火？”消防员问。

“天气冷，我把火盆放床底了……谁能想到……一觉醒来就冒了烟……”他颤巍巍的，可能是从二楼跑下来时，来不及穿太多衣服，他只穿了一件单衣。

“花大姐，要不是你跑得快，屁股就被火燎了……”人群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嚷着，众人听了发出一阵稀疏的笑声。

花大姐却笑不起来，他局促的站在人群中间，忸怩不安，他不敢看消防员，低着头默不作声，两只手无处安放。

“你是……男的？”消防员疑惑的打量了他半天，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是……”花大姐声音微弱，却又一次引起了众人的哄堂大笑。他想抬起头看消防员，只是听着这一阵哄笑，脑袋又垂了下去，下巴几乎碰到了自己的胸膛。

“家里还有谁？”消防员问。

“没……没有了，就我一个人。”花大姐哆嗦着，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不安。

“好吧，等烟散了，你上去看少了什么东西。”说完，消防员收拾灭火工具，走了。

折腾了一夜，天已经蒙蒙亮，众人渐渐散去。我和窦老太是最后走的，快出院门时，我还回头望了一眼，院子里只留下花大姐一个人，他蜷缩在角落里的一堆塑料瓶子边，像一块被人随手扔掉的破布。

“怎么回事？那个人。”回到窦老太家，我忍不住问窦老太。

“什么怎么回事？”窦老太在关门，她没有看我。

“花大姐，他打扮的像个女人，可他明明是个男的。”

“脑子出问题了呗……”窦老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他发疯了吗？”我坐在一张塑料凳上。

“要不是脑子有问题，好好一个大男人怎么就抹了脂粉，扎了辫子，穿的跟个妖精似的？”窦老太显得有点激动。

“他一直就这样吗？”

“也不是，以前还挺正常的，哎……也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样子。”窦老太在我身边的一张破椅子坐下，老阿婆不爱说话，她蹒跚着进里屋去了，我知道窦老太肯定又要跟我长篇大论了，平时跟他说话的人不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又是以文字为工作的人，喜欢打听别人的故事，今天见到花大姐，一肚子的疑问正无处解答。

窦老太见我来了兴趣，搓了搓手，接着道：“你没见过他以前的样子，还是挺俊俏的呢！他亲父母也是造孽啊，大冷天的，把那么小的孩子丢在火车站的垃圾桶里，他养母把他抱回来的时候，都快断气了。”

“他是捡来的？”

“那可不是？小时候常来我们家窜门，人太老实了，常被我们家窦军欺负。他养母又是个寡妇，他们家男人在文革被打死了，好在他是服装厂工人，生活还算过得去。花大姐能被这样的家庭收养也算幸运了，要不是这样的家庭，他初中毕业也不可能进服装厂。二十岁还不到就结了婚，他婆娘给他生了一个小子，可是谁能想到呢，孩子不到四岁，那婆娘就跟野男人跑了，他那小孩夜里跑出去找妈妈，掉进后山的水塘里，淹死了。”

“他没跟着吗？怎么让小孩子自己跑出去？”我说。

“怎么跟？孩子是半夜跑出去的，他还在做梦呢，第二天醒来不见孩子，到处找，在鱼塘里找到了，孩子肚子鼓鼓的，飘在水面上，像只死青蛙。”

“哦……”我应了一声，其他的话如同一根鱼刺卡在喉咙，窦老太的嘴角抖了抖，把双手加在两腿之间。

“他母亲被气得一病不起，后来检查才知道得了癌症。那个年代，人命是不值钱的，得了病，死了就死了，这就是命。偏偏花大姐不信命，借了十万块钱，想把他妈医好，你说这怎么可能。十万啊，九几年，你说那得多少钱？后来钱花掉了，人也死了，又欠了那么多钱怎么还？只得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全卖了又有几个钱，不到一万块……”

“其他的钱呢？”我说。

“那也得还啊，哪有欠人钱不还的道理？他要不还，我首先就不答应，我家还借给他三千块呢，是我家老头子生前见他可怜，借给他的。”

“那时他在服装厂一个月多少钱？”

“那还有什么服装厂哦，他妈死后不到两个月，他就被开除了。”

“为什么？”

“他偷人家衣服了，他们说他妈活着的时候，他手脚就不干净，偷偷穿服装厂的衣服，还都是女人的衣服。那时他母亲还在厂里工作，大家都很熟，也没说什么。谁能想到他会偷衣服呢？偷的还是女人的衣服，你说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偷衣服来卖？”我问。

“要是偷衣服来卖，那还能理解，他偷衣服只是自己穿的，你说他一个大男人……”她说着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似乎还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怨气。

“后来的钱，他还了吗？”我说。

“要是别人，欠那么多钱，早就赖掉了，他自己又是烂命一条，人家也拿他没办法。他这人就是这点还行，还有点信誉，他捡了20多年的破烂，算是还清了所有钱。”

“包括你家的钱？”

“当然，后来我还跟他说，钱还完了，就该好好过日子了。可是他偏偏犟得很，他跟我说他家之所以搞成这样，都是因为那个婆娘和那个野男人，他要花钱请人把这两个人杀了，连价钱都跟人家谈好了，一条命5万，两条命10万。”

“他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我说。

“捡破烂呗！现在的钱不值钱了，不像以前的十万那么值钱，他又捡了五年的破烂就攒够了，你猜后来怎么着？”说到这里，她故意卖了个关子，估计她这种讲故事的手法是从收音机里的评书学来的。

“怎么了？”我无意配合，但我确实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要给杀手付钱的前一天，家里遭贼了，钱被偷了，十万块钱，一分钱没剩……他不甘心，又捡了五年的破烂，又攒了十万块钱，只是五年前那个杀手犯了事，被抓进去了，他找另外一个杀手，给了人家八万，剩下的两万，说是事后再给，谁知道那杀手卷钱跑了。后来他决定自己动手，花了剩下的两万块钱不知道在哪里买了一把枪，枪刚买到手，被人举报了，坐了三年牢。不过只关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了，他疯了……被放出来后照样捡破烂，每天都把自己打扮成女人的模样，涂胭脂，涂口红，穿裙子，穿丝袜，还留着一头长发，就连晚上睡觉也是这样子。人们取笑他，给他取名‘花大姐’，叫久了，他的本名就没人叫了。”她摇摇头，眼皮耷拉下来，不再说了。

“后来呢？”

“后来……他一直捡破烂过活，也没有再提杀人的事，表面不说，谁知道他心里想不想。只是人们见他整天穿得像个女人，都喜欢逗他，他也实在委屈，觉得自己是被人害的。反正牢也坐了，跟人谈起来也没有什么好瞒的，你说他这人，要说他精神有问题，也肯定有问题的。要是说起以前的事，他倒是记得很清楚，说话也没有什么漏的，倒让人们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疯，或者他是装疯也未可知。”

“他干嘛要装疯？”

“好早一点放出来呗！疯子我也见过不少，不是胡言乱语，就是一天拿着刀想杀人的，却没有一个像他这样，除了打扮成女人的模样，其他都挺正常。”

“你不是说他要杀他的前妻吗？”

“那不一样，哪个男人的老婆跟野男人跑了，都会那么做，何况他是有计划的，如果他是疯子，就不会雇杀手了。”窦老太说到这里，免不了为自己的分析而感到得意。

我不知道窦老太的分析是否准确，我不了解花大姐，出于一个记者的严谨，我不敢给花大姐下任何判断。一个男人，整天一副女人打扮，还得了一个“花大姐”的诨名，这足以引起一个记者的兴趣，我也只是单纯的好奇，并不打算写这样一个新闻，这些事根本没有新闻价值。

（三）

那场火灾，再一次将花大姐床头的所有积蓄付之一炬，烧掉了多少钱？窦老太也不知道，花大姐没有跟她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两人的关系是怎么闹僵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干记者这一行，随时要对社会上的很多事保持高度敏感性，但是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无关紧要的事就只好忽略掉。我原来很想知道花大姐还会不会报仇？经历过那次火灾，他会怎么活下去？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这些很快被我忽略了。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和花大姐之间竟然也有了一点交集。

那天我加班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下着小雨，我出门时也没带伞，反正路途也不算远，从窦老太家到报社，也就是六分钟的路程。

刚进巷口时，听到一阵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一阵呻吟，我几乎被吓了一跳。那声音似乎在呻吟，却又似在低语，在那种潮湿和黑暗的环境，听得让人头皮发麻。

我不禁让有些惊悚起来，举目四顾，小巷灯光昏暗，不见前后有人，我只好安慰自己听到的是猫叫，硬着头皮往巷子里走。刚走了两步，却又听见那呻吟声，比先前听到的清晰了一些，我再次抬头张望，仍然不见有人影，只看见路灯下雨滴形成的丝线。

我原本想快步走开的，但是却又心有不甘，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很多鬼怪故事，然而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又让我对各种怪力乱神嗤之以鼻，于是我决定非要找出这声音的来源不可。

我侧耳细听，沿着声音往角落里搜寻，似乎看见路灯照不到的墙角垃圾桶里有一个人影。

那种垃圾桶是铁质的，一米左右高，里面几乎可以站一个人。

我看的不大真切，只得打开手机的灯，往垃圾桶看时，里面蹲着一个人，他几乎是蜷缩在垃圾桶里的，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翅膀的麻雀。

我还想走上去看个仔细，那个脑袋却猛然抬起头来，我不禁被吓退了两步。那是一张被湿头发裹着的一张如同鬼魅一般煞白的脸，两只眼睛从凌乱的头发缝隙里射出两道光来，他嘴唇乌黑，牙齿咯咯作响。

“是我……”那声音传到空中，却像被雨水打湿一般，带着一股寒冷的湿气——那是花大姐的声音。

我再次走上前，他扒开脸上湿漉漉的头发，露出凹陷的两颊。他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几乎与一个死人的脸无异。

“你怎么在里面？”我很好奇，他哆嗦着局促不安，不知道站起来还是蹲下好，只好佝偻着腰，垃圾桶的上缘到他的胸口，他两只手死死抓着垃圾桶的边缘，像是抓这一根救命稻草。

“那帮……野孩子……搞的鬼……我出不去……”他说话时，牙齿还在咯咯作响，说话也断断续续。

后来我才从理发店老程那里知道，那天他趴在垃圾桶边上捡垃圾，后面来了几个野孩子，把他两条腿扛起来，他一个倒栽葱，栽进了垃圾桶里爬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问他，却不敢看他的脸。

“把……这个……推倒……”说着他拍了拍垃圾桶。

我试着推了一下，铁质的垃圾桶太重，任凭我使多大劲，依然纹丝不动。我想把他抱出来，但是见他身上满是污秽，大概是孩子们把他扔进垃圾桶时还在他身上浇了泔水，只好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垃圾桶边转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把他弄出来，

“你把……那几袋……垃圾放进来……我踩着出去。”他说着指了指垃圾桶边上的几个垃圾袋。我听到他的话，一下醒悟过来，在那一瞬间，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的精神是正常的，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疯子。

他从垃圾桶里爬出来，摔在地上，一声重重的闷响，雨水溅到我身上。我以为他就这样倒地不起了，正想上前扶他，他却挣扎着坐了起来，猫着腰在地上摸了摸，捡了几个易拉罐用脚踩扁，放在一个塑料袋子，我见他也没有跟我说话的意思，只得转身离开。

他应该是下午被孩子们扔进垃圾桶的，一直到晚上却没有人把他弄出来，是他不愿意求人还是人们不愿意帮他？如果没有遇见我，他或许死在垃圾桶里也未可知。

第二天下午，我没有加班，一下班就回家，其实在我心里仍然盼着在巷口见到他，已确认他没事。果然，我远远就看见他坐在巷口的屋檐下，他比昨天好了一些，辫子是重新绑过的，脸上的脂粉也是重新涂过了，他的脸仍旧是干瘦煞白。

见到我，他点点头，没有说话。我也只是向他点点头，便往巷子里走。他没有再看我，只是向大街上张望，看样子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回到家刚坐下来，便听到楼下有人大声说话，有个声音说：“大概是打起来了吧？”

另一个声音道：“那不是？他也是没事找事，跟几个孩子叫什么劲。”

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正是窦老太的声音，窦老太继续道：“你瞧他那副样子，太丢人了，别说孩子们看不过眼，谁见不厌恶”。

还有几个声音附和着，

就听到后面有人吵起来了。几个孩子的声音和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的声音。

老程不知从理发店里窜出来，看见我，笑道：“莫记者，回来了。”

我点点头，见他行色匆匆，便问：“你干嘛去？”

老程说：“去下面，他们大概是要打起来了，你不去报道一下？”

说着，老程吸了吸鼻子，“草莓”抖了抖，他乜眼看我，脸上有一种得意之色。

我说：“谁打起来了？”

老程说：“花大姐啊……”

说着老程爽朗一笑，他有点兴奋起来，咧开嘴，像一只吃了臭屁虫的癞蛤蟆，咽不下去又不舍得吐出来。他不住的向我招手，嘴里说着“快走，快走……”似乎生怕去晚了，好戏就要散场。

我和老程下到巷口时，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有的还在一边指指点点，有人哈哈大笑，有人亢奋的拍手。

人群中间，花大姐和三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扭打在一起。

人群里有人高声喊：“你要揪住他的辫子，往后拉，那样他就不能咬人了。”

有人喊：“牛蛋，你不要抱他的脚，抱脚干嘛，快去扒他的衣服，你看看他有没有戴乳罩。”

其他人听着，都哈哈大笑，又有人大叫：“对对，还有裤子，快扒他裤子，看他还有没有小鸡鸡。”

又是一阵哄笑。

花大姐被两个孩子困住了手，头发也被死死揪住，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只有两只脚不停乱蹬，两只高跟鞋甩进了人群。有个男人捡了一只鞋，高举着嚷道：“你们看花大姐穿什么牌子的高跟鞋？”

几个人凑过去，叫着：“哇，很高档呢！”

那个捡鞋的男人问道：“花大姐，你这鞋是捡的还是自己买的？”

另外一个男人道：“不可能是捡的吧，这么好的鞋。”

那个捡鞋的男人又道：“花大姐，看来你很阔绰啊。”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盖过了花大姐的怒吼。

这时，那个叫牛蛋的孩子已经解开了他的红色大衣，里面是一件花边衬衣，那小孩解开衬衣时，花大姐一声怒吼，差点要站起来了，却又被那两个孩子死死的摁了下去。他的眼睛里几乎要射出箭来，要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射上一箭。然而随着他的体力渐渐不支，他的目光也黯淡下去。

他的花边衬衣被解开了，露出一件邹巴巴的胸罩，人群沸腾了。

男人们在拍手大笑，女人们羞涩的转过脸去，有的捂嘴而笑。几个男人大声叫：“花大姐，你胸罩太小了，根本罩不住。”

有人大声喊：“快扒他裤子，看他有没有小鸡鸡。”

女人们听见这话，扭头走开，男人们却伸长脖子往里挤。那个叫牛蛋小孩听到这话，松开了解衣服的手，转而去扒花大姐的裤子。

这时人群外转来一个声音，一位民警扒开人群进来，那三个孩子立刻就松开手。花大姐从地上一跃而起，冲到垃圾桶操起一根烂了半边的扫帚，众人都知道花大姐要找东西来对付他们，纷纷作了鸟兽散，那三个孩子也逃得不知所踪。

“你要干嘛？”民警一声断喝，花大姐举起扫帚的手停在半空，像一尊僵硬的雕像。

老程拉了拉我，示意我快走，我们离开那里时，人群几乎已经散尽，只有几个刚加入进来的路人，不知所以然的举目张望。

我最后看到的花大姐，已经把扫帚放了下来，脑袋低垂，在高大的民警面前，犹如一只被打掉下巴的鬣狗。

四

此后，我很少再见到花大姐，关于花大姐后来发生的事，只是道听途说的片段。有的是窦老太说的，有的是理发店老程说的，有的是巷子里某些我不认识的人在议论时听到的只言片语。

通过他们述说的片段中我大概能够知道，花大姐后来还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花大姐处的对象是个聋哑人，一个比他大三岁的男人。

谁也不知道那个聋哑人什么时候住到花大姐家的，关于两个人的相遇，人们有很多说法，说的最多的一种是：花大姐有一天到街上捡破烂，遇到了哑巴，哑巴在一直尾随在花大姐身后，还对着花大姐指指点点，嘴里咿咿呀呀的想说什么。

花大姐有点不耐烦，对着哑巴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完他才回过神来，哑巴怎么会说话。

哑巴在他面前比划了半天，花大姐仍然不知道什么意思，把捡来的一支粉笔放在哑巴手里，他让哑巴写下来，哑巴在地上涂涂改改，竟然歪歪斜斜写出了四个字：你真漂亮。

他以为哑巴像别人一样嘲笑他，但他看见哑巴一脸真诚，像个小姑娘一样羞红了脸。他向哑巴笑了笑，哑巴也对他笑了笑，两人像个孩子一样，一下子就好上了。

至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不敢肯定，但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花大姐和哑巴好上了。

谁也不知道哑巴的来历，甚至花大姐本人也不知道。有人问过花大姐，他只是摇头，不肯说，问的人多了，他就说应该是外地来的吧。

花大姐这样一说，人们就都明白了，连他也不知道哑巴的来历。

哑巴的出现带给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比以前更加爱美了，他比以前花更多的精力去打扮自己。甚至还赶了时髦，穿上了长筒靴，剪了一个齐眉的刘海，麻花辫也编的一丝不苟，他的假胸做得更加明显，好更突出他的女人味。只是他越是打扮自己，越让他看起来不伦不类，他毕竟是歌男人，他很难消除人们看自己时眼睛里的那种鄙夷。

我没见过哑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应该是个有爱心的男人。他们养了一条狗，一条断了一条腿的黑狗。那条黑狗我是见过的，常常窜到窦老太家，稍不注意就把窦老太的饭菜吃个精光。窦老太很生气，几次用扫帚对着黑狗的脑门打了一闷棍，那狗哀嚎几声，我以为会死过去，但过不了几天黑狗又趁着窦老太不注意溜进门。

那段时间，哑巴还在花大姐的院子里中了一些菜，围墙上种满了仙人掌，这在窦老太看来是异乎寻常的，他知道花大姐是从来不种任何东西的。

“他根本不可能会种任何东西，他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了解他。”窦老太跟我说这些话时，很确定的点点头，她能说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话来，也确实让我吃惊不小，或许这也是她跟收音机里的评书学的。

在我看来，那可能是窦老太对花大姐隐隐的嫉妒，窦老太本人也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据她自己说，小时候她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生于民国（1947年，但窦老太坚持说自己生于民国），裹过小脚。

其实在那时妇女已经不裹小脚了，但窦老太坚称自己是裹过小脚的，以表明她大户人家小姐的身份。为此，她还特意让我看她的脚，并指出上面包裹的痕迹，事实上我一点也没看出来跟别人有什么区别。

窦老太看不起花大姐这样的人，并非单纯出于她对花大姐异装癖的反感，还有一点是出于她大户人家大小姐的傲慢。她是喜欢打听别人是非的人，尽管与花大姐水火不容，但对于花大姐的一切她几乎都了如指掌。

对于花大姐的变化，窦老太也看在眼里，花大姐显然比以前更加勤快了，妆也化得比以前更加浓，他俨然快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除了他粗重的男人嗓音无法改变之外，他几乎就与一个女人无异。有时候他为了表现的更有女人味，连说话也尖着嗓子，说的话也比以前更加尖声细语。

尽管花大姐如何表现得更加有女人味，但在厌恶他的人眼里他变得更加令人厌恶了。窦老太就是这样，她常常咕哝着：两个大男人一起过日子，成什么样体统。

只是窦老太这样说的时候，她常常忽略了，她自己也跟老阿婆一起过日子。

哑巴自从住进花大姐家，花大姐就很少出门了，出门讨生活养家成了哑巴的主要工作，他比花大姐有个优势就是：他是哑巴。

有时候捡垃圾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时候，哑巴还可以拿个破碗尊在街边乞讨。生活在慢慢好转，此后我见过花大姐为数不多的几次，他都比以前好很多，至少他不在像以前那样脏兮兮的，他甚至还穿了短裙，腿上套上了丝袜，他看起来甚至有点女人的妖娆了。

他家的黑狗似乎也沾了主人的光，日子越来越好，还生了一窝狗崽，五只狗崽笨头笨脑的，憨态可掬，常常跟着老母狗过来偷吃。窦老太赶都赶不及，她不止一次的叫我帮她买老鼠药，我问她：“买老鼠药干嘛？”

她说：“家里老鼠太多了。”

这当然只是借口，我多次听见她跟老阿婆说要买包老鼠药，把这帮狗崽毒死。我当然也没有帮她买，一直找借口拖着，后来她自己去买了一包，回来搅在饭里放在门口，小狗们一顿风卷残云就把窦老太的毒饭给吃了，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窦老太以为药效不够，再去买了几包，照样混在饭里给狗崽们吃，狗崽们依然顽强的活着，窦老太直到上了当，在门口骂了几天假药贩子。

有一天，我在外面做一个采访回来，突然感觉好久没有听到花大姐的消息了，就去找窦老太聊天，聊天的内容照样是常规节目。

“那个哑巴走了。”窦老太兜了一圈，最后还是把话题转到花大姐上来，我早已经熟悉她的套路了。

“怎么了？”我问。

窦老太摇摇头，说：“不知道。”

如果窦老太知道，肯定会说的，她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何况她向来对花大姐和哑巴住在一起一直心怀不满。

“那条黑狗是不是被哑巴带走了？”我问。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来那条黑狗已经很久不来窦老太家了，什么时候开始不来的，我没有注意。

“不可能，哑巴走以后的几天还来，还被我打过一次。”窦老太说。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只是花大姐家大门紧闭。后来我问窦老太，她说花大姐还在家，只是白天不再出门，只有在晚上才出来捡破烂。

此后，很久也没有花大姐的消息，有多久？大概有半年之久，但我觉得已经过了几年一般。这半年，我不见花大姐，也没听窦老太提起，如果窦老太知道她会主动找我聊，她知道我对花大姐的事很好奇，而她也需要找人聊天以排解自己的孤独，这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

过了元旦，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报社又给我增加了很多工作，像我们这种小报社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分工。有时候忙起来，采访、拍照、写稿、编辑都得做，特别是年底，感觉所有的事都堆在一起，理不出头绪。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就是：我恋爱了。

我处的对象是个护士，腊月初三，我第一次带她来我租住的地方，还给她做了了一顿饭，吃完饭在巷子里散步。

经过花大姐家院子的时候，她指着墙头叫道：“你看，那墙上有好多仙人掌。”

我女朋友从小在城市长大，或许很少见过仙人掌，也难怪她见到墙头上仙人掌时的惊讶。那是哑巴在墙上种的仙人掌，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密密麻麻的尖刺庇护着柔弱的掌叶，如同一叶被缆绳过分缠绕的船帆。

我自然又想起了花大姐，他活成什么样子？

花大姐家大门依然紧闭，门上的两张门神是哑巴住进来后贴上去的，现在已经退去了原有的颜色。门板已经朽了，左下角有个破洞，是那条黑狗进出的狗洞，低矮的院门上盖着一块水泥预制板，门垛是红砖砌的，墙皮大部分已经脱落。

“莫大记者，啥时候放假啊？”

理发店的老程从他店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老头，那老头是巷子里的老憨，也有叫他“憨老头”的，至于憨老头姓什么人们很少提起，只是见他长得憨厚，就叫的他老憨。老程让憨老头坐在木棚外面的屋檐下，木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店里面的光线不好，老程把镜子挂到了店外，其实晚上外面比里面还暗，但老程已经习惯了。

他熟练的将刮胡刀两面在墙上挂着的布条上蹭了蹭，然后在憨老头的下巴摸索起来。

“还早呢。”我说着，走进老程的理发店，我女朋友皱了皱眉，也跟着进去，我很自然的坐在那张铸铁理发椅上，我女朋友却站着不知坐在哪好。

一开始，我也是到老程这里理的发，只是他只会理三种发型：一种是九十年代郭富城式的发型，第二种是平头，第三种是光头。

后来我再也没有在他那里理发，但是出门见到了总还是要打招呼。老程是那种对人过分热情的人，有时候让我很不适应。

“最近有什么大的新闻？”老程问。

他一边给憨老头刮胡子，一边不时向我这边张望，他的目光大多停留在我女朋友身上。他总是装作一副通晓天下大事的样子，很喜欢从我这里打听一点内幕消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什么内幕消息跟他说，他却也锲而不舍。

“有什么大新闻，不都在报纸上了吗？”我说。

“能在报纸上登出来的，那还有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消息都是上不了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见得事情多了，很多事情你们是不敢报道的。你看电视上都是什么哪个领导去哪里调研了，又开什么会了，那算什么新闻？简直是瞎搞。”

老程说着说着，有些义愤填膺起来，他是很容易激动的人，特别是说到政府官员的话题。

我不想和他争论，那样毫无意义，顺着他的意思道：“那你说什么才算新闻？”

“要我说嘛，至少也要贴近老百姓一点嘛，老是报道那些当官的，太假了，谁爱看？要真实一点嘛，你们也不要老是往政府部门跑，就蹲在我们这条街，天天就有新闻。”

老程摆出了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喜欢这样。

“蹲在这？你给我饭吃？”我笑了笑。

“你看，上次我带你去看的那事，算不算新闻？李茶在家吸毒被抓，算不算新闻？还有宏建公司强拆刘福海家，算不算新闻？”憨老头的胡子已经刮干净了，老程把刮胡刀放回墙上的布袋里。

他说的这些有的是我们报道过的，只是他很少看我们报社的报纸，有的确实不让报道。

见老程越说越激动，憨老头也在傍边帮腔道：“我还听说，花大姐被人打断了一条腿，你们没报道？”

在老程和憨老头看来，花大姐便是附近一带最有名的名人。因为花大姐的异装癖，他在附近一带确实被人熟知，尤其在被当众扒衣服的那件事发生后，说起花大姐，附近几条街更是无人不晓。

然而，花大姐被人打断腿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什么时候的事？”我呼吸有些急促起来，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强烈。

“有七八天了吧。”憨老头说。

“因为啥？”我问。

“我听说是他晚上去偷人家泔水了，你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泔水也偷。”老程又有点义愤填膺起来，只要他一生气，他那草莓鼻子似乎就更熟了几分。

“也不是偷泔水，他只是捞泔水里面的剩饭剩菜，你捞就捞剩菜吧，还把泔水弄的到处都是，那人家还不生气嘛，泔水是留着喂猪的。”憨老头补充道。

“他偷那东西干嘛？”我问。

“还能干嘛？他又不养猪，拿回去自己吃呗。”老程说着，一脸的不懈。

我突然头皮发麻，如鲠在喉，老程还在那里絮絮叨叨的说着：“半夜一点，趁人家都睡了，他才去偷的，那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跟人家直接要，哪还有不给的。人都疯成那样，偏偏还死要面子，他以为自己还是什么体面的人，裤子都被人扒了，还要什么面子……”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一个月了吧，每天早上门前都弄得到处都是，那主家也是忍无可忍，那晚上主家起夜，听见门外响动，知道是偷泔水的，就溜出门，照着花大姐的小腿就是一闷棍，腿就折了。”憨老头说的绘声绘色，好像他就在身边亲眼目睹似的。

“警察不管吗？”我问。

“管？怎么管？毕竟偷人家东西了嘛，还怎么管？他又是那么一个疯子，谁敢管？”老程声音越来越大，他的脸在昏黄的白炽灯下显得更加蜡黄。

我终于不想再问下去，老程和憨老头还在激烈讨论着，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了。我女朋友见我脸色惨白，上来关心的问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摆摆手，说：“没事，只是有点胸闷。”

五

临近过年，沿街已经挂上了很多纸灯笼，临街的商铺也放了一些过年期间才放的歌，年味渐渐就浓了起来。窦老太也换了一件红色的花棉袄，老程也换掉了他那污秽的皮围裙，我女朋友买了一堆年货，堆在角落里，让我回乡下过年的时候带回去。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更冷一些，下过几场雨，树上已经结了冰碴子，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有一天中午还下起了冻雨，而上一次下冻雨是十年前。

每天下班路过花大姐的院门，我都想从门的缝隙往里面张望，但又觉得那样很不得体。一直到过年放假那天，我都没看见花大姐家的院门再次开过。

谁知道，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就从窦老太那里知道了花大姐已经死了的消息。

花大姐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窦老太和老程都很避讳谈及花大姐的任何话题，甚至整个小巷，都没有人再提起花大姐。或许他们是害怕刚死不久，灵魂还未散去的花大姐听到吧！

那座灰色的二层小楼还在那里，像一位垂暮的老人俯视着从他脚下来来往往的众生。从院墙外面看，二楼被烧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像一块挥之不去的伤疤，昭然若揭。

莫一

201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