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闪敏老师，就能想到从教室到他家的路。
有几位老师以校为家，常年在校，我们的教室在一楼最西边一间，出门下了阶梯就是路，沿路向北的房间依次是老王的厨房、刘凤英老师家，再向东拐去，经过两间器材室，就是闪敏老师家，闪老师家的隔壁是一间曾被用作宿舍的教室，我曾在那里住过十几天，再向东走是教英语的史老师家。
这条路包围着一座花园，与其说是花园，不如说是菜园。几位老师每家占了一小片，栽上花草和蔬菜，到了夏天，远远就能看见黄瓜顶着花儿挂在架上，有的已经可以摘下，有的还是个小纽儿，弯弯的，上面长满了细细的刺毛，像是刚出生的婴儿，皱巴巴不得舒展，毛茸茸并不光滑。
在校的几位老师家中，只有闪老师一家占一间大教室，其余都是两三间办公室拼起来的，一间作为卧房，一间作为客厅，走廊里搭一个小灶台做饭。
刘凤英老师家就是这样，她家的大红暖瓶从不放地上，一定要放在一个红白相间的搪瓷茶盘上，茶盘一定会摆在一张铺着蕾丝花边桌布的桌上。她是个很有英气的女老师，教数学，说话做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书教的也好。
我那时数学不好，家里要因此为我转班，去跟刘老师学，我因此开罪了自己的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受了许多奚落。现在想想，数学不好原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此事办的实有不妥。我的老班主任和新班主任之间因此也有了龃龉，在两位僵持不下时，刘老师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说，这个学生我要了，从此我成了她的学生。
刘老师对我格外好，总会特意辅导，问我懂不懂，我那时对她既敬又怕，似懂非懂也说懂了，所幸后来中考数学考得不错，如愿去了太中，算是在教与学的意义上，报答了老师，除此之外，实在再没有别的报偿。当年的我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靠着老师的宽容和帮扶才得以前行。
如果说刘老师和其他诸师对我好，闪老师待我，可谓极好。他的课富有个性，我已想不起他教授的课本里的内容，只记得一次讨论课，主题是如何看待交警在下班时间下跪请求市民遵守交通秩序。我当时读初一，说，这个交警在下班时间还能维护秩序难能可贵云云，但绝不可以下跪，原因是下跪很没有尊严骨气。闪老师听得我的回答后在黑板上写下“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不解，何故是黄金，又何故是男儿膝下，膝下为何不能是别的东西，为何不能是女儿膝下。老师说，不可下跪是因为“男儿膝下有黄金”，那他到底该怎么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仅从语意看，给我带来困惑的，应该是此句句式的特别，直接说，“男儿下跪如黄金”不是简单直白么，再一想，换个说法，此味便失了。限于当时的课堂容量，老师没有展开讨论，也没给我们答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他怎样解答，是他抛出了一块石头，砸在了少年们的心里，激起了几朵水花，还有久久未散去的涟漪，于我，这是一次启蒙。
闪老师体胖怕热，夏天上课脖子上要挂条毛巾擦汗，有时没带毛巾，额头上的汗珠，要被他用手指顺势一抹甩下，砸落一地，我在下面看着，吃惊于他出汗之多以及抹汗动作之潇洒。不知听谁说，闪老师曾是记者，后来才做了老师。他曾组织我们出一个班刊，正式刊物该有的都要有，有刊名，分专栏，要有内容。
整个初一上学期，我好像就忙了这么一件事，给班刊起了名叫“小树苗”，跟几位同学一起分组做专栏，请全班同学把自己从报纸、书籍上看到的相关的内容汇到一起，贴简报，自己还写了篇小文加到班刊中。
当时学校条件简陋，仅有的印刷工具是一台蜡印机，需要拿专用的钢笔，在油蜡纸上刻写出版式，文字，再用油墨翻印，我帮老师写过不少蜡纸，可惜没见过他们印蜡纸，到了期末考试时，学生们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都会沾上黑油墨，带着松香的味道。《小树苗》令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在用直尺打刊名外的方框时，手抖了，多划了一个角，不再是整齐的长方形，这个角至今是我心中的遗憾。
有段时间父母很忙，顾不得我的早饭。恰好那段时间学校开了宿舍，师母卖早饭，也是为了照顾晚上不回家的孩子。她的早饭味美价廉，还可记账归拢结算，很方便。老师是回民，饮食方面有诸多讲究禁忌，每天早上，师母都在厨房支一口需要三个煤球同时烧才够火力的大锅，锅上坐着蒸屉，蒸屉里是大馅儿的羊肉包子，她负责卖包子、盛粥，老师的女儿负责记账，我一顿可以吃三个包子，再喝一大碗粥，是以师母除了向我转述老师夸我作文好，就是当面惊叹于我的好胃口，师母的饭断断续续吃了一个学期，也只花了二三十块钱。
闪老师要求我每周写一篇文章给他看，我从长辈处听到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大约是谁家与谁家为了一点小事闹得不开心，就写在周记里，那其中有不少不懂事、没格调的话，老师犀利地直接挑出来说，说做人不可短视，不可计较，不可没有志气，我那时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觉得每周多写一篇文章是一种负担，没有坚持下去，后来老师不再教我们班了，此事更是长久搁置了。
闪老师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周记的批注，我一直记得，他用红笔圈的密密麻麻，细细的写了很多。薛老师是人生中除了母亲之外唯一手把手教我写字的女性，张化廷老师教我“要精确”，闪老师给了我人生启蒙，教我独立思考、自己动手、向往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