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住在父亲学校的宿舍里。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与好多同事一起住在一栋楼房里，每一层楼有一条长长的通廊。人们时常走动，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都比较熟悉。
同一层楼的几户人家，有几个年龄相近的女孩，阿虹和文文比我小一点，正读初中。阿虹家与我家相邻，再过去的一户人家有姐弟俩人。那家的姐姐比我大几岁，高考连年失利，到我高考那年，那位姐姐已是第四次考大学了。
在邻居眼里，这位姐姐全家的人品为人所诟病。当时我们使用的是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水房，人多的时候经常要排队。而他们家经常抢先夺前，不守秩序，非常霸道。其他的人看在眼里，但不想撕破脸皮与他们争吵，所以平时也少来往，算是点头之交。
当时我姐姐已经大专毕业参加工作，而且还在那个年代被单位外派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而我就读市里的重点中学，成绩还算不错。我们姐妹俩是邻居们交口称赞的好孩子。
这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只有考好了，才能对得起大家的期望，所以非常的努力。
我的母亲也总是对我的成绩提出很高的要求，可能对我期望太高，她总是认为我读书还不够努力，成绩还不够好，经常对我说：养你有什么用，不会读书。为了母亲这一句压低声音满含恨意地责骂，我是拼了命认真的读书。
母亲虽然严厉，但也尽力给我提供好的条件。那个时候家里的并不宽裕，但她还是保证我三餐的营养，并为我增加了夜宵。
那时的高考在七月初，小暑时节，天气炎热。当时大部分家庭都没有空调，而买一台电风扇也要花去一个普通家庭半个月的收入。那年入夏，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一台电风扇，平时舍不得用，晚上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桌前，既为我带来了习习凉风，也为我驱赶恼人的蚊子。
我就在电风扇电机的低频声中，和每天晚上的一碗面条，完成了最后两个月的高考冲刺。
也许当时是身体亟需营养的时候，每天晚上那多出来的一碗面条，支撑我度过高考最艰苦的学习时光，还让我的体重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不久，成绩出来了，我的分数超过一本录取线30多分，全家人都为我高兴，邻居们也向我母亲道贺，母亲脸上现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个连考四年的姐姐的成绩不得而知，那几天他们家紧闭门户。
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阿虹手里扬着那张纸片，从那姐姐的门前经过，大声呼唤：“文文，快来看！云姐被录取了，是**大学。”那声音，极尽示威的因素。
转眼到了秋天，我就离开家到广州去上大学了。后来又搬了家，与老邻居也渐渐少了联系。
断断续续中，听说阿虹的文化课并不好，勉强去上了一个音乐学院，后来辗转去香港教授钢琴；文文考上北京的一所理科大学，现在在那里教书；而那个考了四年都没有考上大学的姐姐，后来去她母亲的小学当了一个代课老师，后来是否转正，我们也不知道。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如同一条独木桥，千军万马都想冲过去。过得去的，也许会走一条星光大道；过不去的，未尝没有一个绚烂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不要忘却做人的根本，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