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下决心盖瓦房,除了草房子容易引发火灾,也是为了三个哥哥的婚事着想。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家,即便家里穷得叮当响,如果有瓦房装点门面,那必然另有一番气势,让人刮目相看。
换句话说,即便丰衣足食,但如果还是茅草房当户立,姑娘家家难免满脑子疑问:既然这么有钱,干嘛还住着破草房?这家子,要么只顾吃喝不学好,要么犁地甩鞭子-尽催(吹)牛!
所以,有儿子的人家,只要盖上瓦房,即便瘸子、眼盲、耳聋,身有残疾,也有媒人小跑着上门。
没有宽敞明亮的大瓦房,长得再健壮,面貌再俊朗,媒人往往过其门而不入,目不斜视。
弟兄多家贫寒的男儿,打光棍的,并不少见。
眼看,三个哥哥岁数越来越大,母亲砌瓦房的想法一天比一天迫切,尤其大哥跨过二十三岁的门槛,标准大龄青年,母亲变得急不可待。
这一年过完春节,大哥二十四,二哥二十一,母亲一天也等不及,即刻着手盖瓦房。
为儿子盖瓦房,是母亲长久以来的梦想。
父亲不同意,认为母亲不知天高地厚,尽做白日梦,对着母亲吵。
父亲脾气暴躁,平时动不动发火,母亲选择隐忍不发,经常吵架只会让左邻右舍笑话。
母亲这一次坚持想法,不肯妥协,父亲气得摔碗砸凳子,然后跑去芦苇荡,数日不回家。
父亲这个人非常勤快,也能吃苦,但满足于现状,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为生活作长远打算。
父亲平时不纠缠家事,吃穿用度都是母亲操心,不管父亲怎样吵与要,母亲都会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不轻易拿出一分给他。
砌新房,父亲撂挑子,母亲开弓没有回头箭。
母亲掂掂手里的积蓄,估算着还差多少,然后找亲戚借,找生产队、村里有交情的人家借。
母亲平时言出必行,一口吐沫一根钉子,她上门的人家,多少都会借一些,而且都不用打借条(不识字,可以按手印。)
母亲的做法,就是把账目记在心里。
钱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母亲带着大哥、二哥撑船一百多里,去邻县窑厂驳(方言:运)砖头。
隔壁邻村也有砖头卖,但比邻县一块砖头贵五厘,所以,母亲舍近求远。
过大河,穿小沟,母亲和哥哥日夜轮换着撑船。
饿了,吃大麦糠做的蓬面饼,粗糙戳嗓子,难以下咽,连猪也不愿意多吃。
长大后,一想起这种黑不溜秋的饼,“蓬头垢面”这个词就会蹦入头脑中。
渴了,一低头,一伸手,掬水碗在手,随时喝饱。
一摞砖一摞砖扛上肩,一摞砖一摞砖搬上船,一块砖一块砖码在船舱,然后,提篙插河往家赶。
一趟一趟,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哥哥们疲乏劳累到极点,会抱怨,会朝母亲发火,母亲只有好言安慰。
青砖红瓦齐了,母亲马不停蹄地跑去邻村请来阴阳先生,屋前屋后念念有词一番,定下开工的好日子。
鞭炮一响,开工挖土,左邻右舍齐齐跑过来,说我家越过界限了。
母亲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开工之时,是顶顶重要的喜庆日子,最忌讳争吵谩骂,难听的话,被视为不吉利。
而自古以来,邻里之间对屋基地界限的划分极其看重,并且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因为此事,邻里关系恶化大打出手的,不在少数,闹出人命的也有。
热血冲上母亲的头,母亲只有按捺住脾气,和声细语地和邻居们辩解。
然而,各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各说各的理。
母亲急得就差往天上跳,但也不敢发作,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自己的立场。
母亲不识字,但口才极好,句句站得住脚卡得住人,邻居们知道母亲不是软柿子,不敢随便捏,最后在中间人的调解下,各退一步,钉下木桩,明确新的屋基地界限。
心头大患终于解决,当打夯(几个壮男人,抬着石滚锤击地面,以期把屋基锤得结实)的号子声响起 的时候,母亲把憋在心头很久的一口气,狠狠地吐了出去。
从夜色降临,到天色大亮,母亲围着打夯的人群,一会儿端糖茶,一会儿送面饼 ,一会儿递毛巾。
虽然是春寒料峭,但打夯人都是赤膊上阵,脑门上冒出一阵一阵的热气。
白天连着黑夜,和浆、锯木、立砖、砌墙 ,一连数日,终于盼来屋顶上梁的时候。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丝毫马虎不得。
风水先生掐指算好的时间,大概凌晨三、四点。
东方的天,刚好露出一线的光亮,带头壮汉点燃早已准备好的鞭炮,顷刻间,震天的鞭炮响起来。
彼时,壮汉们正站在屋顶,架上人字形屋梁,一起喊:大瓦房啊,上屋梁啊,金银滚滚来,元宝天天抬,子孙满堂红彤彤,后代好运轰隆隆……
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声音洪亮,犹如响雷阵阵,破云穿月,滚向四面八方。
最后,带头壮汉敲着锣鼓,发出割雨断风的吼声:升啦!
一人吼,众人应:高升!
升啦!
高升!
……
从鞭炮炸响开始,带头壮汉每喊一声,站在凳子上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就把雪白的馒头和米糕,天女散花一般往下扔。
平时再如何省吃俭用,这个时候,可着劲地扔馒头,撒米糕,抠抠索索的人,仿佛眨眼之间变成挥霍无度的富翁。
谁家不爱金贵无比的馒头和米糕?父母哥哥不过为了在大喜的日子讨个好彩头。
因为四面八方的孩子聚集在新房上梁的时刻,甚至也有大人挤在孩子的中间,伸手去抢漫天而下的馒头。
抢到的馒头米糕越多,众人越兴奋,嗓门越响,喊出的话越出彩。
馒头撒完,众人散去,母亲一屁股瘫坐在地。
从把老屋的家什全部搬空,到把老屋推倒蹋平,再到新屋上梁,这几个月,母亲没有好好地睡过一个整觉,吃什么觉不出滋味,甚至一连几天不眠不休。
从一块砖头、一片瓦的搬运,到蒸一个馒头,到买一包石灰,到屋梁上系一根红绸,事无巨细,没有一件事,不在母亲的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盘旋。
这中间,母亲神经痛发作,头疼得要撞墙,母亲一片一片地吃阿司匹林,把头上的毛巾箍紧一圈又一圈,勒出了殷红的血印。
母亲被热茶烫伤腿,没事人一样,继续一瘸一拐地买菜做饭。
夜色人静,所有人都离开 ,所有人都进入睡梦,只有母亲围着一寸一寸长高的新墙,东摸摸,西看看
从小工到家人,所有人都可以对母亲发火,只有母亲不可以,始终笑脸相迎。
所有人,都可以喊累叫苦,都可以抱怨,都可以撂挑子,只有母亲不可以后退,不可以找理由抱怨,仿佛她是钢筋铁骨,不惧苦和累。
可纵然钢筋铁骨,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瓦房砌好了,母亲轰然病倒,不吃不喝昏睡了三天三夜。
恕我笔力有限,无法写出母亲劳累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