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历史天空，有着师生之谊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无疑是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出为将，入为相，安内攘外；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于立德，于立功，于立言，都可谓晚清第一人。
李鸿章，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十多年的不倒翁。精于为官，长于洋务，成于外交；权倾朝野，名贯中西，以致那拉氏赞叹:无鸿章，无清朝；以致外国人只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
如果把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比作一盘枯棋，把千疮百孔、迂腐衰朽的晚清政府比作一位老人，那么曾国藩和李鸿章就如这位老人的左右手，面对苍天都无力挽回的这盘枯棋，师生二人于危难中受命，于难堪中出场，用尽毕生的忠诚和心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然是誉满天下，却也是谤满天下，泪满天下。
（上）倚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
曾国藩属于传统的儒学大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谦谦君子，是一个仁的体现者，是一个王道的追求者，是一个浩然正气的携带者。他用人以德为先，他治军以诚为本；他开文官带兵之先河，也创思想治军之前例；他克己，省身留日记，治家有良方；他能忍，打落牙，和血吞；他节俭，一饭一荤号为一品宰相，拒丝拒绸一新衣三十年；他谦恕，对同僚推诚相见，与下属融洽共处；他清廉，居高位而不贪，握重权而不腐，拥兵而不自重，善谋而知身退；他忠君，攻克太平军后，为防功高盖主，自请裁军，急流勇退。
李鸿章，师从曾国藩，他性格坦诚直率，勇于事为，不避责任，敢作敢当，在事功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个人修养和品行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小得多，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少得多。他看重功名，重视实际，习于逢迎，喜于手段；他精于人情世故，汲于拼命做官；宰相合肥天下瘦，有才华而乏品行，他是名利的集大成者；他统帅军队重才不重德，他善感情笼络，更善以利驱使。近代学者蒋廷黼评价他:“李鸿章之人格，能从人之脑而不能从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而不见其为人”。
在人格魅力方面，李鸿章永远逊于曾国藩一筹。然而在晚清那样一个风雨如晦颠倒是非的年代，李鸿章的“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的风格反而使他在政坛上如鱼得水，在外交中勇于事为。而曾国藩的完美人格，在西方列强的强势文化面前反而有些力不从心，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中）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有幅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立言对曾国藩来说并不难，而书生封侯，自古不易。当太平天国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当清政府的八旗、绿营军不堪一击，43岁的曾国藩墨绖出山，兴办团练，募勇成军。他严肃军纪，注重义理教育，一支具有忠义血性的湘军就此成立。所谓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曾国藩所带领的湘军，不是神话，更不是传奇，而是在九死一生的败绩中成长起来的精锐之师。衡阳初战出师不利、靖港之战溃不成军、湖口惨败、困守南昌、祁门被围、有职无权、难筹军饷、辞官要挟等种种磨难犹如淬火，使历经磨难二度出山的曾国藩浴火重生，终于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总领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诸侯。自此，曾国藩坚持自己的进攻方略，拔除安庆，挥师东下，攻下天京，建立了不世之功，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使他的名声威望达到了制高点。
尽管李鸿章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军中也功不可没，然而淮自湘出，青出于蓝却还是逊于蓝；尽管李鸿章在曾国藩剿捻无功之时接替老师职务，然而在剿捻方案上依然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因此，李鸿章的事功并不在军事，而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轫于曾国藩，在他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成立，他奏请朝廷派幼童赴美国学习，开启了中国外派留学生的先河。然而这些洋务事业，尚出于初始阶段，范围不广，局限于军工企业。而他的学生李鸿章才是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李鸿章至始至终参与了洋务运动的所有事务，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蒋廷黼评价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接的电线是他接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正是李鸿章的这些实际行动，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且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并不像曾国藩一样局限于兵戎层面，他意识到西方国家的优势并不仅在于坚船利炮，还在于强大的经济实力，认识到积弱必患贫，自强必求富，因此他将优先发展军工企业扩展到优先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企业，为增强国力积累资金，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水平最高的近代化方针。
如果说洋务运动中的自强来源于曾国藩的思想，那么，求富必归于李鸿章的认识。尽管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影响了李鸿章，但就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来说，李鸿章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曾国藩。
（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然而，仿佛命运的捉弄一般，师徒二人最后都败于外交，落下了晚节不保的下场。
曾国藩败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扰民众，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并杀掉天主教会数十人。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涉及英法美等多国利益。曾国藩委屈求全，避战求和，招致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曾国藩，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曾国藩自己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含恨而终。
李鸿章则败于中日甲午战争。从坚决的主战者到北洋军舰的覆没再到战后的谈判者，李鸿章没有选择身份的权利。在这场惨烈的海战中，李鸿章犯了很多错误，但即使没有错误，也绝对没有侥幸取胜的可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国家，其实胜负已在开战前决出。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带着毕生心血毁于一旦的伤痛，李鸿章为防止战争日益扩大而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又以77岁的垂暮之年，代表清政府签订世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终致他激动、争辩、吐血，他死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少来催促他画押签字。不久便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享年78岁。
曾李“和戎”的外交政策看似一脉相承，其实有所不同。曾国藩更偏向于“诚信待夷”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洋人也“素重仁义”，可以以诚相待。所以与洋人交往时要坦诚、谦让、信守条约，凡事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以此来获得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李鸿章更侧重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他认为列强内部有利益冲突，可以利用这些矛盾以相互牵制，与其周旋，从而达到和局。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便是采用此方针联俄制日，并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为“中国以后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然而不到一年，俄国便侵占大连旅顺，进而把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掀起了帝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同时也宣告李鸿章教唆式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的失败。
无论是“诚信待夷”还是“以夷制夷”，前提条件都是自己必须有一定的实力。弱国无外交，春秋无义战，唯有强权才是真理。若不顾实力基础，只寄希望于道义和牵制，结局只能是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然而实力从何处来？甲午一战，不也将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梦击得灰飞烟灭？他们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他们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他们只知道自上而下地维护大清，却不知道自下而上地强国救民；他们只知道，他们是千疮百孔犹如破屋般的大清朝的裱糊匠，却不知道强国利民的唯一途径，便是打烂那个他们竭力维护拼命粉饰的破屋。
然而，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时事造就的英雄，不是造就时事的英雄。左手曾国藩，右手李鸿章，面对苍天无语的大清枯棋，唯有一声长叹。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 如今，世间已无曾国藩，世间已无李鸿章。
2016.10.5于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