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五德终始理论里自认是火德，火德尚赤，而突厥尚白。李渊起兵用的是绛白旗，是一半红色一半白色，这表示李渊不纯臣于突厥，也不纯臣于隋。本来是“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但是李渊坚持要加入红色，“宜兼以绛杂半续之”，所以李渊大军的旗帜红白相间，外形可能有点像今天波兰的国旗。这有点像伪军，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能忍者方为豪杰。李渊能“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是个有容量的人。

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强调虽然李唐建国借助突厥力量，但是十余年之后就把突厥打倒，不失为大英雄。

陈寅恪先生的看法确实是实在之论。

以汉匈关系为对比，高祖白马之围后，经吕后、文、景、武帝初年，历七十年恢复国力秣马厉兵，才得以发动与匈奴比拼国力的连年征战，一血前耻。

而唐末五代后晋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皇帝”，其实也和李渊的“屈己求可汗之援”性质相似，何况按辈分石敬瑭确实比耶律德光低一辈，如果说称臣仍比称儿好的话，恐怕也有点五十步笑百步。

如后汉缔造者刘知远就以类似的思路，对石敬瑭的所作为未进行了锐评：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当然石敬瑭除了称儿还割地，后者是没得洗的。

可惜刘知远的从弟刘崇，建立沙陀的最后一个小王朝——北汉——之时，反手就对契丹称侄皇帝。不知道刘志远泉下有知，会如何评价称儿与称侄，又有什么高下之分。

可见，起事之初，卑辞厚币以结强援，这可以说是成功者的自然选择，本无可厚非，对这些古代的大军阀大领主加以过高的道德准绳，也确实无太大必要。而建国之后，国力的强弱盈亏，则是判然有别的。假使石敬瑭称儿后经若干年能够北平大辽，南征南唐，那自然也就是一代雄主了。

关于对李渊的求全之毁“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出自《旧唐书》的“史臣曰”，无疑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改写历史的痕迹。

简而言之，从太原起兵开始的战略谋定及大小军事胜利，基本都算归功于秦王，太子和齐王就是打酱油的，而老爸李渊则更加就是个没注意的，连起事都是被美人计逼迫的。

而当关系到北方强权突厥与关东最强者李密的重大外交问题时，似乎突然李世民就没有了发言权，任凭老爸做出这些丢人的事，“不有圣子，王业殆哉”，要是没有我这么个儿子，天下就不姓李了（或者不姓这个李了），而老爸自然也没福气当高祖了。

当然李世民对于老爸李渊形象的改造整体来说也不算太过分，《旧唐书》唐攻灭东突厥后，李世民对于唐初这段不光彩历史及高祖的历史评价做了几乎是盖棺之论，虽然还是强调自己的功绩，但也说了“太上皇以百姓之故”，怂也是有原因的：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读这段历史之时，总是浮现出玄武门之变的最后阶段，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进行的一番政治交易和政治表演。

《资治通鉴 唐纪七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在李世民“吮上乳，号恸久之”的时候，交易其实已经达成，李渊得到的是晚年的安乐生活以及寿终正寝，付出的除了最高权力，其实还有自己的形象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李渊在史书中的形象，其实全凭李世民的想法去描绘了，如果李渊极端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恐怕当时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至少拼个鱼死网破，让李世民背上弑父之名。

其实假如不是因为唐初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居然莫名其妙的得以流传后世，试图还原李渊形象的历史人物必然会更加困难，而李渊就会真的付出个人形象权的巨大成本。说到查书禁书，大唐和大清比起来还真的是小儿科。（或者直接说大清难寻敌手）

最后，李渊的“白旗以绛杂半”，莫名的让人联想到大波波国旗，在德三和毛熊两强中间，也许也有过纵横捭阖，摆平两边的大帝国之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