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全国各地风俗不一。
在陕西关中地区，一直都有“龙抬头，吃豆豆”的习俗。在关中渭南、蒲城一带，也把吃豆豆叫“咬虫虫”。这种习俗来自于过了二月二，天气回暖，万物复苏，百虫也开始苏醒了，所以有“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的说法。老百姓在这一天炒发面豆豆、黄豆、薯条、爆米花，将正月里悬挂晾干的白面馒头在灶火上烤得焦黄。
小孩子在这一天里特别高兴，无论是薯条还是炒豆，或是烤馒头还有炒发面豆豆，吃进嘴里，无一例外地都会发出咯嘣清脆的声音。吃这些美味，如同把那些复苏活动的虫子一下消灭了，预示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们不会再受到这些毒虫的伤害。这种习俗，也是缺医少药的古代，大人们爱孩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淳朴的祈祷吧！
从我记事到小学毕业期间，每年二月二，我们家一定少不了两样美味：一样是炒发面豆豆，一样就是炒薯条。母亲是个讲究的人，为了让我们两兄弟过好二月二的“咬虫虫”节，她从前一年初冬就开始准备了。
入冬时节，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下，我们兄弟二人给母亲打下手，准备来年二月二的炒薯条。母亲选上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硬币厚，一指宽的薯条，母亲熟练地将切好的薯条在开水锅中烫到八成熟，捞出控水，摆在支起的竹席上，放在阳光下晾晒。
天气好的日子里，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将薯条收进、摆出，在冬日暖阳和西北风的作用下，半熟的薯条就一天天地脱水变色，由原来水灵灵的琥珀色，变成卷曲的褐色。随着薯条水分的散失，原来的容易断裂的半生薯条就变得特别有韧性、有嚼头，带着淡淡的甜味，我和弟弟把它称为“牛皮糖”。
在帮母亲晾晒薯条的日子里，我和弟弟总会一边翻搅，一边偷偷地捏起一两根薯条放进嘴里解馋。母亲发现后，总会在在一旁嗔怪：再吃，二月二就没啥炒了。
母亲将晒好的薯条，仔细地收在一个布袋中，扎好袋口，挂在家中最高的房梁上的一支挂钩上，叮咛我和弟弟不许偷吃。从此以后，仰着脑袋、扯着脖子看布袋，操心有没有老鼠祸害，对方有没有偷吃，就成了我们兄弟每天的必修功课。
穿了新衣，吃了饺子放了鞭炮，挑了舅舅送的灯笼，吃了元宵，年，就这么着在快乐中过去了，孩子们可就等着过二月二了。
二月二前一天，母亲先要发炒面豆豆的面团，她会在发面的时候特意磕一个鸡蛋，放一勺清油进去。等面发好后，母亲在铁锅里炒香小茴香、芝麻后，倒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碎，加上一点花椒面和盐，放入发好的面团中反复搓揉，直到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母亲把揉好的面团擀成一指厚的面片，再切成小指宽的条，用双手搓成粗细均匀的铅笔一样的长条，最后，把搓好的长条切成大小一致的小丁，用手心轻轻按住，在案板上滚揉，一颗颗面豆豆就变得圆圆滚滚了。
弟弟跑前跑后，拿这搬那，我则在灶前生火、拉风箱。母亲将早就洗干净了的黄沙倒入铁锅，等黄沙炒热，母亲将揉好的生面豆豆放到锅里和黄沙一起翻炒，伴着铁铲与铁锅“嚓嚓”的摩擦声，小茴香、芝麻与花椒混合的香气，便从锅里升腾起来，充满油灯昏黄光照下的厨房。
炒好了面豆豆，母亲就把存储了一冬的薯条从房梁的挂钩上挑下来，倒入锅里的黄沙上。随着黄沙温度的升高及加热时间的延长，褐色的、弯曲的薯条逐渐舒展开来，变成了金黄色，香甜的味道溢满了小小的厨房。等不及母亲筛干净薯条的黄沙，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那酥脆香甜，直通到心田。
二月二当天，去上学的我们，衣服口袋里，塞满了母亲炒制的面豆豆和薯条。面豆豆没什么稀奇，同学个个都有，家里做薯条的却是寥寥无几，我和弟弟自然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老师也会开玩笑般从学生手中讨要一些品尝，并对同学母亲或奶奶的手艺进行评论，从老师的神态、表情中，我知道，母亲的手艺一定是最出色的。
又快到二月二了，虽说薯条、面豆豆等食品，都可以轻易地从超市买到，可我总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我知道，因为那是爱的味道。每年，我总是会在这个时候，想起灯光下劳作的母亲，想起我们那个飘满香气的昏黄油灯下的温馨厨房。灯光下劳作母亲印在墙上的剪影，趴在灶台上不时从锅里捞面豆的弟弟，被灶膛里火光映着脸庞的我，一直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