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放学，我还是喜欢走在河岸的小道，听听鸟儿鸣唱和各式各样的吆喝声。我不会因为狗皮药膏的奇效而停留，也不为香甜软乎乎的棉花糖而驻停，更不会为耳熟能详的歌声流连。
脚步匆忙踏过热闹的人行道，走在只有行人和自行车的东门桥上，远远看到木棉花一点一簇的鲜红，夕阳照在我的书包上，长长的身影与树干的影子相交在一起，抬头能看到摇摇欲坠的木棉花朵。
天渐渐黑下来，回到家，我马上开始写作业。五年级的功课越来越多，想必四年级的妹妹也会同样多作业，奇怪的是她总是随便朗读几课语文，就草草地结束。我问她功课，她总嫌烦；弟弟还好，他总是认真完成，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正埋头挥笔，楼梯上传来老妈的怒骂声。我抬起头来，看到秀秀满面泪水，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弟弟在最后面，跟我平视，耸耸肩并摇摇头。
仔细听老妈的责骂声，我跟弟弟都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秀秀已经有一个星期没上学，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玩，又为什么每次装作放学似的，等弟弟一起回家。老师通过三姑妈的座机通知了三姑妈，三姑妈骑自行车去了菜市场，老妈才匆忙去学校见老师。
不管老妈怎么骂，怎么说，怎么打，怎么劝，她都只是站着哭，正如每次我们淘气挨打的场面一样。 当鸡毛掸子一次比一次狠的时候，我们才回忆起三年前的种种挨打场面，惊心肉跳的。我看着秀秀豪不躲避，又不服软，既着急又心疼。不假思索地，两个身体竟然同时闪到即将挥下的鸡毛掸子面前，老妈早日打红了眼，使出的劲前所未有的狠辣。
“噗” 我紧紧咬牙，忍住疼痛，不让喊叫声破口而出，缓了缓，我赶紧为妹妹求情道，“妈，别打了，她知道错了，她改不就行了吗？ 打坏了，您不是得心疼。”
老妈早已泣不成声，她扔下鸡毛掸子，狂风般闯进房间里，哐当声回响在大厅里。我们三姐弟都站着，弟弟拍了拍秀秀的肩膀，让她去房里休息一会，晚点再做作业。我来不及揉手臂，就推她进房间，为她轻轻关上门。
转身就看到淡淡的弯眉蹙了起来，弟弟心疼地看了我一下，调侃道，“幸好是冬天，有毛衣挡着，少疼点。”
晚饭的时候，老爸静静地吃着饭，小心地看着家里四双红肿的眼睛，放慢了夹菜的动作。老妈夹了一块鸡肉到秀秀碗里，让她好好吃饭，等会赶紧让姐姐帮补习一下，以后可不能逃课，不会就学，没有什么难的。
听着妈妈温柔的劝说和她小时候艰难的求学的故事，秀秀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下，重重地点点头。老爸看气氛沉重，也把自己上学的糗事说出来，让我们哈哈大笑时，眼角都是湿润的，从话语中就深深感受到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
在60年代，文化革命刚刚结束，高考恢复，可是乡村的孩子要考高中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没有书本，没有书桌，没有课室，一个老师身兼三到五个科目。农忙的时，穷孩子是不可能踏进所谓的学堂，只有闲下来才能去听课，跟着老师读黑板上写的字，背到滚瓜烂熟。
谁的求学之路不会遇到坏小孩呢？父母同样被大孩子或富裕一点的熊孩子欺负，推倒，辱骂甚至群殴。父母同样受过煎熬，是打回去还是逃避，还是去求救文盲且忙碌到死的家长呢？
有些路竟是如此相似。我拉着秀秀的冰冷小手告诉她，我在学前班和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是怎么走过来的，被人嘲笑，被人排挤，被老师冤枉，被老师忽视，同样逃过课，带着弟弟去化工厂捡塑胶卖废品，捡了一个下午，才两毛钱，一个一个冰棍而已。
那晚我跟她聊了很多很多，所有的心酸苦水都倒了出来，冲刷掉秀秀累积了三年的苦闷和自卑。
她依然是最乖巧的一个孩子，热爱劳动，喜欢整理，喜欢发呆，不怎么喜欢学习，但是没有再缺过课和作业，她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但是老师点名了，会勇敢站起来，会的就回答，不会的坦白。
课间时，她会跟两三个女同学聊天，如果男孩子逗她玩，取笑她，她会笑着说，“再弄一次，我就咬你。” 总有些男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然而她是认真的，她扑上去，抓起手臂就狠狠的咬，是真的咬。把挑衅者的手臂咬出牙印，那可是冬天，大家都穿得严严实实的。自从这次后，没有男生或者女生敢在她面前放肆，能绕路走，绝不从她面前过， 都怕了她的尖牙利齿和狠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