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毫不怀疑诠释学揭示了某种理解的真相，就像我解读诗歌，对疏通下水道式的疏通文义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一首诗如果不能像投入一块石头，在我心中激起浪花或波纹，我就没兴趣去解读它，我的解读不只为读者解释它的原义，或作者的本义，或我们想象的作者的本义，我是要呈现它在我心中激起的浪花或波纹。我的理解和解读是作为它的回响和后文出现的，是作为接着写出现的，而不仅仅是原文的复述。把语言比作在草原上间隔插上的许多小木棍，围成一座栅栏，圈住一块土地。这就是我说的划定疆界的意思。语言在此是内向的，相互限定，通过限定，给出文义和意义，终极来说需要读者用自己的心力产生应和。但这种应和是受限定的，没有限定，就没有自由。

那种开放式的书写，解除了这种限定，是外向的，撕开栅栏，语言之栅，让它不面向内在，而打开空间，面对一整片草原，天空，还有远处的大海；就像炸毁一座城池，四周的所有空间，都是它的城池；就像一个人死去，一个容器被打破，内在空间全部流淌出来，内在和外在泯灭了界限，重新混沌如一。这看上去是一副迷人的景象，对不对？这种迷人的景象，当真不需要限定吗？当真可以用故意不限定的方式去写作吗？只经营能指的滑动，真的能打开那个空间吗？还是让它变得实际上一点空间都没有了？有意义才能谈空间，才是诗性或诗意的空间。无意义不叫空间，能指着魔式的无限增殖也不叫空间，是肿瘤，是赘生物。真的去经营开放式的关系，推到极端，那应该什么都不写，只面对一张白纸，甚至白纸都不需要，读者任意发挥想象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写，还要经营能指的滑动，为什么不做行为艺术家，什么都不写，只创造“自在之沉默”？空无一物的空间，空无一物的白纸，什么也不是，看上去包含了所有，其实一无所有。人类，某种程度上说，是种不祥的生物，因为它和其他的造物都不一样。是异物。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或就像李靖眼中的哪吒，三年怀胎分娩出的怪物。人就是这样的怪物，它出离了自然。它的能力，又僭越了上帝所给的限度。人的罪感，首先就来自这样一种身世。人的罪感，并不直接来自于亚当和夏娃的性，而是来自于关于性的意识，也就是羞耻的意识。是智慧赋予了这种羞耻。不是有性，而是有智慧，令人感到最初的羞耻。是智慧，让它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的所有生物，智慧就是原罪。同时，智慧也让它放逐于伊甸园之外，它再也得不到那种原始的幸福了，那种原始的永生的无忧无虑的快乐。因此，智慧也是痛苦之根源。并且它还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接走到卡夫卡描写的现代社会，这个社会被智慧，主要是分化出理性所宰治，被它所控制，异化。理性也是不祥的，因为它是那样的一种眼光，从万物中出离，出走，开始审视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世界的运转，并试图控制它。这时候它开始了与物的分裂，从事物中，植物中，动物中，从自然界走了出来，就像一个人离开家，就像一个人的灵魂，从自己的躯体中走了出来。不这样，它就不能取得那种观察的视角，就无法独立的成人，就无法成为一个自主的生命，就无法获取可以僭越上帝的力量。

它也的确得到了想得到的，可是，它也要蒙受出走的全部后果。它发现，它再也无法回返了，它被放逐出了自然，被家园驱逐了出去，它变成了流亡者，并且是永生的流亡，再也没有重返的希望，就像已经出生的人，再也无法重返母腹。母腹就是一个人生存之痛的原点，其他的诸多痛苦，都是这种痛苦的分化。简单说，就是人发现它再也无法获得鱼在水中游般的自在和欢乐。它已然诞生在大地上，从大地上分离了出去，除了最终的死亡，它再也无法重返大地母亲的怀抱。罪魁祸首，当然是智慧，现在又分化成理性，科学理性。难以穷尽。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统治的时代，人们已经大大变形了，就像某种变了形的怪物，本来就是怪物，现在更怪了。其中，语言已经理性化，掏干了灵性，人也变得理性化，机械化，或电子化，人变成了他的创造物，这些创造物本来是被创造来服务人类的，现在它反噬，人变成了他创造的机械和电子，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现在变得干瘪，就像一个行走的电子时钟，或一架编码的机器。人创造了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这种情况下，诗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诗是被理性首先驱逐出来的，就像理想国驱逐诗人。反过来，诗也是对治理性的良药，诗的非理性正好对治理性，如果理性是分割，诗则是弥合。这一切的救治，应该都以诗的形式来完成。用诗来拯救思，拯救它伤害的事物，面对事物本身，感受它。赋予它们灵魂，知觉和感觉。赋予它生命和活力。

庄子的批判完全正确，就像给混沌凿开眼睛、鼻孔和嘴巴。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这样的混沌，先天淳朴为一，学习和教育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凿开眼睛、鼻孔和嘴巴。我们得到什么了吗？当然得到了，否则我们就不是现在这样的人。但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我们有可能被凿死吗？我们会凿七日而死吗？当然有可能，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切实实在发生的现实。否则也就没有庄子和它的书，也就没有道家，也就没有源远流长的道家思想和它的广泛影响。也就不会有哲学家总在强调的异化，也不会总有人在呼吁弥平物我之间的间隔。这样的与物冥契，是心生向往，希望自己与物，与自然，与周遭的这一切，处在悠然冥会的状态？是否希望与物为友，共同悠游，仿佛自己与鲜花，与石头，与大地，一起遨游在无尽的时空，这生存的人世？你是否对此心有戚戚，感觉外界的鲜花和石头，不仅仅是鲜花与石头，马车不仅仅是马车，它们都是自己的肢体，另外的肢体，第二种肢体，和你的手臂，你的双足一样，是你的延伸，你的空间，你的意识在你体内，在你的手臂、双足，也在这些鲜花、石头、马车之中，它们都是你，都是你的，泯灭了内在与外在的界限，不分彼此，彼此混同为一？

“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这可被视为庄子“庖丁解牛”的仿写或续写，本质上都一样，“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才能“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无论庄子还是列子，这里的描写都具有了“舞”的特质，令人心生向往。这种思想不仅能被嗅到，而且还能摸到，不仅能摸到，就沉浸其间，好像自己跟着在手舞足蹈，在手舞足蹈中冥契了所有的道理和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列子尤其是庄子的书写，具备了快感写作的特质，是“游”，它不导向一个目的，解除了功利，哪怕在陈述思想，似乎也不仅仅以思想为依归，而是某种思和言说的舞蹈，这种舞蹈成了一种美学，它在若有若无，一无所有和充塞所有之间，这种不完全的及物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所推崇的，游本身就具备想象的特质，它不拘于物，不被物，不被情思锁死，当然，也不被词汇和语言锁死。这就是它的不即不离的迷人之处，也是它又及又离的迷人之处。蔑视语言的庄子，却是诸子百家文采最好最迷人的那个，这说明了什么？诗并不匍匐在事物和内心的情感之下，也不仅仅趴在它们表面，诗也不仅仅以日常可显见的事物或情思为依归。它可以生发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多的更精微或更宏大的事物、情思或感觉。某种程度上，诗不全是经验主义的，更接近唯理主义的那种理解：一切知识最终来自内在，来自想象，来自天生，反省，或沉思。外在的事物并不能提供这种知识的完备形态，只有心才能给它。如果把通常说的心进行替换，换成语言，那么，这种语言或心或想象的自在活动是可能的，也是存在的。这甚至都不需要证明。这种悠游必须是有机的，有灵魂的，是智力、心灵和语言合为一体的遨游，是有内容的形式，是有形式的内容。

精神病人的意识之坝崩塌之后，内在空间和外在空间的分隔被打破，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坚冰破裂之后，河水涌出来，通常被禁止进入意识，或者通常意识不到的东西会进入意识之中，这会让精神病人时常有超常的感觉，能感觉到一些非常奇妙的东西，这是思维正常的时候很难发现和感觉到的。我们完全没必要去浪漫化任何的精神疾病，这种疾病带给人的主要是创造力的消弭，而非增长。它表现出的超常也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并不恒定，也不稳固，完全不能作为主流，弊远大于利。精神疾病主要是意识的昏厥，当然也可能是意识的自我昏厥，即通过狡猾的改写现实，让现实适应自己的愿望，无论这种愿望，是追求什么，还是躲避什么。无论如何，精神病人有通神的一瞬，那是精神病人的神秘之处。灵性丧失之后，时代的某种疾病和它的表现，是人、物、灵魂割裂之后，某种永恒性存在状态丧失之后的不适应症，与其说它是药方，是创造力，不如说它是疾病和它的显现，是症状。是他自己主动习得的症状，精神疾病能指滑动的症状，和疾病症状同样的，里面也有呓语的碎片化，空洞化，无机化，无意义化。可笑的不是写作者，如果他是真诚而严肃的话（任何真诚而严肃的写作都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