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美国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这种遭遇，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经在中国医生的身上真实发生过。
西方许多专业的医生都特别跟亲密的同事交待：“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有些医务工作者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甚至还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作为医生，他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 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
渡人难渡己，医者难自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