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自幼读过半年私塾，后来参加新四军及以后到了人民子弟兵队伍中，在行军打仗的空隙，仍不忘认字读书，大军渡江后，就被上边保送到无锡干部速成中学读了两年中学。
因此，我父亲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但他也染上了一些文人墨客的毛病，恃才傲物，这个瞧不起，那个也看不上。尤其是有一种习惯很不讨人喜，就是见不得人读错别字（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容易写错别字），他一旦听到别人读错别字，他就要立马给人指出来，不然的话，他晚上肯定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他的一种良好习惯，但在现实中常常是行不通的，有些人听他指出来还觉得帮助了他，有些人就觉得削了他的面子，从此对父亲怀恨在心，仿佛父亲跟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不共戴天的仇恨。
话说我父亲从部队上转业后，就到了苏中里下河家乡的一个名镇——戴南镇，在这个镇上的供销合作社上班。其实，他到戴南镇时，还没供销社，供销社是他跟一些上边派来的人一起创建的，他是开社元勋之一。当时，供销社上班不像现在的人上班，上班之前总要政治学习，学习的形式就是由社长读《人民日报》，有时候也读读《新华日报》。
过去的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像我父亲这样进过速成中学读书的更是寥若晨星，他们读错字应该是情有可原的，想想北大校长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鹄”也读错了，我就觉得人家读错个把字简直就是牛毛串豆腐——不能提的。但是我父亲不这样认为，再说那时北大校长读错字的事情还没有诞生，他没有这种认识。人家社长读报时，把佘太君读成余太君，他立马指出来。指出来也就罢了，他还一把把报纸从人家手上夺过来，他自己声情并茂地读起来。
他读得很过瘾，听的人也觉得舒坦，但社长脸都红成了像新娘子头上的红盖布，从此仇恨的种子在心里发了芽，生了根，而且日久天长，都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仇恨的大树，人家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必要除之而后快。
后来上边号召老干部下放，一些资历比我父亲浅的都养尊处优惯了，他们无动于衷，再说了在戴南供销社上班，一个月几十块钱，吃潮的，拿干的，谁舍得挪窝啊？有些人说，树挪死，人挪活，这话也不是绝对的，那时人挪了就是下乡，像插队一样，到生产队里罱泥、挑担和挖沟等，不死也要塌层皮，还没有钱拿，拿一些吃不饱饿不死的呆工分，人挪了也不一定就活得很好。我父亲在部队里当副排长，资历还是很够的，他拿的工资最高，一个月能拿50多块钱，他见别人对号召充耳不闻，他也装作不知道。
不过，事情的发展总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装作不晓得，但社长记得他，早就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了，恰逢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岂能白白放过我父亲呢？再说了、有拳（只好代替）不用，过期作废，他可不想把我父亲拉下马的机会白白的浪费掉。他来找我父亲了，还说我父亲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哪里高级了？）应该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作为一个员，应该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打申请要求下乡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我父亲被他一番洗脑，觉得人家社长真的有思想觉悟，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比他认识得清楚。他不仅没怪罪人家，他还对社长感激涕零，认为人家不计前嫌来动员他，做他的思想工作，真是一个好社长。他哪里知道人心险恶，人家对他是包藏祸心的。父亲，这时候我想起了您，我怎能去责备您太单纯、太纯粹呢？
跟父亲一起打申请下放的，还有四个人，都是社长平时感到头疼的刺儿头，他们都被社长说服下乡了。社长读错字是他的缺点，但凭三寸不烂之舌哄死人不偿性命却是他的强项。我父亲跟那些叔叔伯伯们下乡时，社长还亲自给他们的胸前戴上大红花，然后组织人敲锣打鼓把他们欢送到蒲场、草积和翟家等等的老家。我父亲就是这样被撸下来的。父亲，这时候我想起了您，想起您，我就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