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大乱之世，百家争鸣，名士游侠们仗剑纵横，待价而沽，习得文武艺，买与识货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殊但职业阶层“士”。然而何为“士”呢？“士”是一种介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身份，他们没有贵族的封地食邑和特权，但有高于平民甚至贵族的本领和能力（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没落贵族），属于类似于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都是凭籍着武艺、韬略、智谋、技艺、口才等来侍奉自己的主公，由此达到跻身贵族的行列，享受高端的待遇，选择主公效忠，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择主而事”的风尚。
为了在剧烈竞争中能获得优势，各国诸侯与其宗室卿相都有养“士”的风气，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士”的各种事迹在《春秋》、《战国策》、《史记》等记录不绝如缕。“士”这个职业是一群“有理想，有信念，以天下为己任”高素质阶层，也是那种大乱之世所催生的一种精英群体。
“士”与其主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像现今的雇佣与雇主的关系，君臣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但对等，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那么一旦君没有君的样子，那臣怎么办呢？孟子就给出了答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士”效忠主公都是有前提的，就是君一定要礼待“臣下”（雇员），臣下才会献忠心与主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如智伯的家臣豫让为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很典型诠释了这种君臣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453年，智伯率领韩家与魏家围攻赵家的领地，兵围晋阳，决汾水灌城，结果赵襄子策反韩康子与魏桓子，半夜决汾水反灌智伯营地，趁势赵襄子正面进攻，韩、魏攻其侧翼，击杀智伯，并灭其宗族。“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灭了智伯之后，为了报之前围攻之仇，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豫让是智伯的家臣，眼看主公死后受辱，一而再，再而三的变着法（乃诈为刑人......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刺杀赵襄子，最后一次被抓之后，赵襄子大为不解，责问豫让，：“你之前不是也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他们都被智伯灭了，也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反而投奔到智伯门下效命办事。现在智伯也已经死了，你为什么独独这样执著地为他报仇呢？”（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直言不讳自己的价值观：“我以前侍奉范氏和中行氏的时候，他们都只是以一般人的待遇对我，所以我只用对待一般人的方式来侍奉他们。而智伯给的待遇去人是‘国士’级别的，我当然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才是。”（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就是“士”职业道德最好诠释，“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就是一种对等关系，用你的重视和尊重，换我的忠心与能力。
另外，“士”这个阶层是可以和主君讨价还价，要求待遇方面的问题。孟尝君门下有一个食客，叫冯諼，初投靠孟尝君的时候，受到待遇很差，就经常靠在柱子旁，边敲着剑边唱着Rap埋怨，“长剑，我们走吧，连鱼都吃不上”、“长剑，我们走吧，出入连台车子都没有”、“长剑，我们走吧，家都养不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身边的人把事情报告给孟尝君之后，孟尝君一一的满足了冯諼的要求，好吃好喝供着，出入配车，帮忙养着他家里的老母。冯諼为了报答孟尝君，便为他长远谋划了“狡兔三窟”之谋，使孟尝君在齐国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那个时代“士”的职业素养十分之高，对于荣誉的重视过于生命，对于责任勇于承担，为报答知遇之恩亦敢于忍辱负重。公元前597年，晋国卿士世家赵家，被晋国权臣司寇屠岸贾以清算已故赵盾弑君之罪为借口，“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盾子)、赵同、赵括、赵婴齐(均为赵盾异母兄弟)，皆灭其族。”史称“下宫之难”，赵家惨遭灭门之祸。凑巧的是，赵家家主赵朔的妻子，刚好是晋成公的姐姐，有了身孕，躲进宫里藏匿了起来，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婴，怕被屠岸贾发现会对孩子下毒手，委托赵家的家臣公孙杵臼和程婴，把赵家的孩子偷运出宫在民间养育。屠岸贾得知公主诞下男丁，立马进宫搜索，结果徒劳无功，为了彻底斩草除根，遂下令全国大抓捕刚出生男婴，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保住主公家的唯一血脉，公孙杵臼和程婴密谋了一条狠计，首先由程婴献出自己的儿子代替赵家遗腹子，之后再由程婴出面告发公孙杵臼，领屠岸贾杀了杵臼、婴孩，以这种李代桃僵的缜密部署，保全了赵氏孤儿——赵武。十五年后，赵武在大夫韩厥的帮助下，重返晋国朝廷，并攻灭了屠岸贾一族，复兴了赵氏。大功告成，程婴志向已遂，自杀以谢公孙杵臼，赵武为两人“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这是史书上《赵氏孤儿》的事迹，这个故事不但在中国被流传广远，激励着一代一代仁人志士，甚至被欧洲到欧洲改编成戏剧（法国文豪伏尔泰于1753～1755年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成为新剧本，名为《中国孤儿》。），盖因事迹里所传达出来的“舍身取义，保护弱小，忠诚，重荣誉”的精神，与欧洲的骑士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秋战国以后，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这个职业慢慢开始没落和变质，对等的关系也开始改变，不同于以前可以一不如意就跳槽，变成了普天之下只有一家企业，失去了选择的“士”再也没有“傲然不屈君王前”的本钱，而随着这个职业没落的，便是“士”的精神，：“重然诺、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忍辱负重、言必信、行必果、重视荣誉、勇于承担”。这些精神的缺失，深刻影响了往后二千多年国民性的变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