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个人看来，他们的“不能奋飞”与外因，尤其是家庭因素，是分不开的，然而也不仅仅是这个唯一的因素，个体的内因（如个体本身对物质生活的向往或者占有的心态，个体的矛盾，自我醒悟同时也自我放弃等原因）也是导致“不能奋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有外因同内因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这些个体真正的不能奋飞。
由“不能奋飞”而引发的思考（走不出现实的困境，也走不出心灵的牢笼，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二者也是相关联的）
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二者缺一不可。那么由此来观照张爱玲的小说中的这些个体如：葛薇龙，聂传庆，姜长安，崇祯，振保等人，来探这些凡人“不能奋飞”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作者李海燕在《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一文中，在第三部分“不能奋飞”所论述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受家庭因素的影响。然而个体的内在思想，也决定了个体此后生活的走向，有必要对这些进行探讨。诚然，一个人的思想同作为，必定会受环境的影响，也极有可能被它所牵绊。在张爱玲笔下的文章里，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文化是很能残人的，家庭氛围弥满了阴森，隔膜，专制等，这些为长安与聂传庆等的“不能奋飞”，一早就伏下了悲剧性的因素。然而，仅仅分析这一方面的因素是不够的，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个体的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背弃理性，而导致个体的悲剧，不能奋飞。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从一入梁太太（葛薇龙的姑妈）家周围开始，就嗅出了自己同这里的环境不适合，入梁太太家及其见到梁太太本人的所观，所想，及其直到暂时离开梁太太家，感觉梁太太的豪宅就像个坟墓，然而即使这样，她为了个体的生活构想，还是选择进入梁太太家里。书中有描述葛薇龙第一次搬过来的情形，及其第一晚进入分配给自己的房间，那些衣服，像是明显的暗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预谋，然而她看到衣服的第一个想法便是关上门一件一件试穿，到后来葛薇龙明明知道梁太太不过是把自己当做钓“鱼”的饵料，而让梁太太达到要钱要人的目的，然而葛薇龙，一直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葛薇龙，后来爱上乔琪，那种热情与渴望，感觉是多么不正常。她明知道乔琪不爱自己，她明明感觉同乔琪在一起，似乎自己是个妓女，一个心甘情愿沦落的角色，然而她依然选择了乔琪。如果说葛薇龙刚进入梁太太家时，只是单纯的且学动机，那么后来她的作为，便是她背弃理性的最好诠释。一开始她知道梁太太这里是什么样子的，至少在心里上她是想同这个地方化清界限的，原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几个月过后，她似乎习惯，也享受着这里的生活，尽管她对她姑妈的做法也有不满意的时候，可是在心理上似乎丧失了抗拒与抵制，相反成了这种生活的俘虏。她已经背离了来这里的最初目的。的确，葛薇龙一开始，来梁太太这里，是出于对现状，对未来的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她觉得跟着父母回到上海，那将耽误一年读书的时间，而自己留在香港，生活费用与学费都负担不起，因此才来投靠梁太太。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她放弃了学业，放弃了上进的思想，彻底的沦陷在这种混乱，肮脏的生活里。她丧失了理性，也迷失了自己，正因为这样她的悲剧是必然的，她的不能奋飞也是必然的。
其次，自我放逐，也造成了个体的悲剧，不能奋飞。《金锁记》中的长安，起初也是个鲜活的人，因为母亲七巧丢人的作为，也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而终止去学校上课。她一开始也明白母亲的为人是不得人心的，是失败的……然而，自从不去读书后，她就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七巧”，也就是同母亲类似的人。不仅是说话的女气，腔调，别的做派，也活脱脱另一个七巧。她放逐着自己的转变，还抽上了大烟。直到后来，童世舫的出现，长安，又变成了一个同七巧不一样的人，一个能让人觉察出美好的人。然而，好景不长，在母亲的破坏下，长安的爱情梦想破灭，于是她彻底的放逐了自己，放在生活的死水里，沉了下去。她放逐着自己，唯留奄奄气息。再看聂传庆，他生活在一个总遭斥骂，鄙视的环境里。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那种懦弱，阴暗的内心世界。然而，他在学校读书所面对的空间，是一个比家里鲜活得多，敞亮得多，友善得多的场地，他原本可以好好学习，原本也可以受丹朱的感染，让自身有阳光的味道。但是，聂传庆似乎把自己放逐在自我狭小的世界里，拒绝外界的碰触，他似乎把自己整个的装在一个不见光的，黑暗的瓶子里。他放逐自己的内心世界，朝没有光亮，没有温暖，没有人气的地方走。他也放逐着自己的学业，尽管他原本擅长国学，可连这个他也放逐了，于是他把自己整个儿放逐到变态的行为里。
再次，“双面人”，也造成了个体的悲剧，不能奋飞。《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一方面有一个自创的“我”，还有一个需要被社会认同的“我”。他就在这两种思维里，徘徊，挣扎，围困。因为自创的我，而同自己同学的老婆娇蕊厮混；因为要做被社会认同的我，而娶烟鹂一起生活，尽管烟鹂后来出轨，但是佟振保依然背在围城里。崇祯，也是这样，一方面极力扮好生活中的一系列角色，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内心的自我，他怕看到自我，怕看到灵魂深处的人性。因此，在平常的生活里，他总是在扮演。好在有一个场所，在电车上，遭遇一女子，才让崇祯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这些个体，都在生活里，矛盾，挣扎。想做自我的自己，却往往做了社会需要的“自己”，困在矛盾里，不得出。
这些个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的思想，注定了悲剧性的人生，也注定了不能奋飞的结局。这种不能奋飞，既走不出现实的困境，也走不出心灵的牢笼。被现实牵绊了，被自我囚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