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儿时正赶上国家动荡贫困的时期。年幼且在农村，动荡记不得，贫困记忆深刻。过年的滋味里也便渗了许多苦涩。

　　小孩子是盼过年的，但在大人那里过年好像成了负担，未见得他们有多高兴。

过年的第一件大事是扫屋。“灶马”上印着照老黄历查出的扫舍的好日子，但父母多数不论。只在小年前后找那么一天，全家总动员，把所有的盆盆罐罐搬到屋外。父亲戴上苇笠，穿上一件该洗的衣服，后来有薄膜了就披一块薄膜，拿一把绑在长杆子上的笤帚，把墙面墙角来来回回扫一遍，把蛛网和灰尘拂掉。笤帚一扫，灶房的墙上就留下一些灰道道，成了大花脸。

　　扫完了，地上的灰尘归拢成一堆，又在堂屋中间点一支爆竹，“嗵！”地一声，哪儿还挂着的似落未落的灰尘就跟着鼓了下来。末了母亲还要煮一锅浆糊，把一大块白粉子用刀刮成粉末，在盆里和浆糊一起搅匀，用扫炕的细笤帚再把墙面细细刷一遍，后来改成用能兑上一桶水的那种大的喷雾器喷。

　　我们在天井里抹那些摆了一地的东西:盆碗瓶罐，橱柜风箱……天阴冷，没有手套，有时还要蘸着水，是不太舒服的，但一想到是因为过年就满心欢喜。

　　家具并没有鲜亮好看的颜色:朱红色的桌子色被洗掉了不少，几个衣柜颜色也变得暗沉。坐钟也要抹一抹，还要把盖在上边的一块红布洗干净。这个钟很好玩。它需要把一个钥匙似的玩意插进一个小孔里，扭动着上弦，一上弦吱吱响起来声音很大。我是捞不着动的，只有父母和两个姐姐能有权利做这些。那时物质稀缺，好像连声音也少:只要人不说话，家畜鸟儿没动静，天上不过飞机，也就这个坐钟不分昼夜地滴滴答答跑。

天井里越来越冷，盆里做好的豆腐还搁在室外，泡在浅奶黄的浆水里，结了薄薄一层冰。

　　粉刷过的屋里明显亮堂了许多，还透着一股生石灰的味道。这些都让我觉得新鲜。但最让我不解的是，大人这一天经常发生口角。那一天很忙，午饭往往拖到午后，我就觉得他们肯定是累的或者是为什么而烦恼。所以后来每到这些节日我便担着心，时时惊惧，恐怕他们吵架。

　　贴对联是大人的事，我照旧不能参与。但贴窗旁和年画完全可以，这是件快乐而美好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贴的不只是普通的年画，还有别人家没有的东西——当时流行的电影剧情画报、演员剧照。叔叔是乡里放影队的队员，每年过年他会给我们带这些东西回来。那些吸引人的故事，好看的人物，丰富漂亮的色彩，都让我着迷。

贴窗旁要遵循大人们教的“东芍药西牡丹”。但真实的芍药和牡丹都没见过，只好把花瓣多的认做牡丹，花瓣少的认做芍药，认真比对，唯恐贴错。窗旁的纸张薄得透亮，色彩鲜艳夸张，图案灿烂而俗气。后来有一年买的纸张厚了许多，图案里除了传统的牡丹芍药，还有佛手和石榴！佛手果连图片还是第一次见，让我很是惊奇。这幅窗旁果实和花朵层次丰富，色彩也真实柔和，印刷十分精美，算是弥补了一下小时候对美的一些向往。

　　祖父母家家堂两旁的一幅挂轴也好看，长长地垂挂两边，纸张已泛黄，那上边的一朵小小的深红色牡丹尤其让我喜爱。家堂轴子上边有死去老人的名讳，且大人时时训导说话要小心，不能说不恭敬的话，我便有点儿害怕。我长久的站在那前边，就只为看那副挂轴，准确的说是那朵牡丹，很想偷偷上去摸一下。但最终还是不敢。

　　吃年夜饭之前，孩子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仪式:唤喵——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

天刚擦黑，孩子们就提着灯笼——玻璃罩子灯是后来的事，刚开始是用红纸糊起来的，里边点个煤油灯。一路小心地走，尽量用身子挡住风，风一大灯就被吹灭，或者把纸烧着。到了街上，大家蹲在地上围一圈，把灯笼搁在里边，一齐放开嗓子喊“喵！喵！溜溜好！大灯笼儿，小灯笼儿，灯笼儿底下扣猪头；大铜盆儿，小铜盆儿，铜盆儿底下扣银子儿！”

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黑黑的街上，就这点游离的灯火。风直往空心袄的袖口里灌，好冷！

　　这个风俗好像在我上学之后就没有了。

吃年夜饭也是挺考验人的一件事。因为细面太少，年夜饭的饺子有一半是粗面一半是细面的。粗面是地瓜面的，经常吃，已吃够了，细面是麦子面，平常很少吃得到。眼望着白白亮亮的细面和黑黢黢的粗面水饺都摆在面前，十分纠结。先吃细面的？不敢；吃粗面的？不想吃。最后还是乖乖先吃粗面的，心里很不爽。

初三去姥姥家，本也是件好事，但大的小的都想去——还是因为能吃点好的。天寒地冻，父亲要把小孩子装在车子上推一路，孩子冻得一路哭，母亲再一嘟囔，父亲脾气就来了，又得吵架。所以我就觉得过年对这些大人来说有可能添了不少烦恼。

　那时年的味道大抵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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