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成长，源于另一颗心的滋养～～

情感调节和依恋策略怎么调整父母与婴儿的关系或者治疗关系？自我需要的关系元素怎么获得的？进入下一章节～～

关系进程和发展的迫切所需

初始关系

在生命的早期，富有生命力的互动模式（有哪些模式：讨好？指责？理智化？打岔？一致性？）以及情感调节模式（有哪些模式：安全调节的：合作的？随机应变的？情感调谐的？开放的和临在当下的？不安全调节的：），在内部作为各种表征记录在案，塑造着个体未来对体验的反应，反应的方式是始终一致的。那么，这种模式是如何内化，有效地促进健康发展的体验类型有哪些？

理论研究

Bowlby提出他的工作方向，帮助父母提供一种能让孩子得到安全以及具有复原力的关系，在孩子需要时（前提：父母或者养育者能够发现孩子的需要）就可以“获得”父母的重要性。父母不仅要“出现”，同时要对孩子做出反应。Ainsworth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非言语信号敏感地做出反应具有中心位置。问题是，父母或者治疗师怎么做才算是“敏感地反应”呢？Ainsworth 提供了有关婴儿的重要信息。在前三个月中，假如婴儿的哭叫能从父母那里引发出最及时和最频繁的抚慰反应，到了12个月大时，这些孩子会哭得很少，感觉是安全的（哭很重要）。婴儿在依恋/探索的平衡与“安全基地”行为，这是那些对孩子亲近和自主需求能够包纳住的父母成功促进的结果。

合作性沟通框架

依恋研究者提出了“合作性沟通”的框架，这种沟通能够使儿童发展出依恋的安全感，灵活性以及一致性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该框架包括四方面。

第一、照看者应对接纳孩子的全部体验，尽可能去了解孩子的感受、要求和信念。这种开放性或包纳性能够促进整合，这是依恋理论对于个体健康发展的核心理念（问题：照看者的情绪体验由谁包纳？）。第二、当照看者和孩子的关系出现问题时，照看者应对主动去修复。这样做能够让孩子心生期望：通过和他人互动，自己情绪上失去的平衡有可能得到恢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后需要学会道歉）。第三、照看者应当主动充当“脚手架”，支持孩子正在形成的沟通能力——例如，对于还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内容，照看者用言语加以表达。第四、在孩子对自我和他人的感觉尚处于发展变动的时期，照看者必须愿意主动参与进来，对孩子设置一些规矩，同时允许孩子抗议。这种努力的意愿创造了可能性，让孩子即使在感觉到和照看者彼此是分开的个体时，仍然能够和他保持联接。

合作性沟通依赖于“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

这一事实让我们想起Fonagy的观察：与孩子建立安全依恋的父母不仅能够对孩子的痛苦进行共情和处理，而且能够识别孩子的“有意图的姿态”。这就是指，父母能够对孩子行为背后的感爱、信念和欲望做出反应。甚至当孩子的行为看上去和父母自己的愿望不太一致，表现得怪异时，父母能够做出反应。就像他们察觉孩子这么做的情境，因而孩子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变得有意义。（这些父母通常都能够行动起来，自己拥有发展良好的反思性自我或心智化自我。)

随机应变的沟通

“随机应变的沟通”在发展性关系中的重要性一—也就是指，照看者能够以契合、适配或者共鸣孩子的情绪体验的方式来反应。根据Trevarthen、Fonagy以及其他人的观点，如果不是更早就注定了，那么至少人类出生时就已经像一个“应变探测器”，最初对刺激一—反应的应变是要求完美的（？），大约在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偏好发生了变化。

婴儿最初聚焦于完美的应变，这样能够让他们在物质世界中发现躯体性自我，而随后聚焦于高度的、但不那么完美的社交应变反应，这能够让他们发现社交世界中的心理自我。(？）

主观上讲，当照看者真正分享到孩子的体验时，这种随机应变的沟通让孩子“感到被感受到了”。Stem用“情感调谐”来表示这一重要的部分，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主观状态是正当是正当的，而且是可以被分享的，这是父母对孩子的情绪体验产生共鸣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以一种不同的感知方式来反应。比如这种跨通道的反应，孩子高兴地大声喊叫，母亲则以晃动身体来进行反应，让孩子感到自己被感受到了。如果没有这一点，她或许感到母亲不过是在模仿自己而已。

这样的沟通具有合作性、随机应变性、情感调节性，是那些能够给孩子提供安全基地体验的父母们方法中的核心。在父母养育中促进这种沟通品质的努力，其重要性在心理治疗中也毫不逊色。正如BowIby所写，“除非治疗师能够让患者感觉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否则治疗就不能开始。因此，我们作为治疗师的角色始于可以提供一一个安全基地”。

“右脑对右脑的沟通”——开放和临在当下

父母或者治疗师的情感调谐反应，能够帮助孩子或患者感到自己被感受到了，这种反应能力依赖于所谓的“右脑对右脑的沟通”。Schore认为，我们对于他人的情感信号进行接收和反应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右脑（大部分通过前额叶眶部)加工非言语表达的情绪的能力一也就是说，通过表情、音调、姿势、动作等进行表达的方式。我的一个患者这样说：“当我说了什么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让我知道你知道了我感受到的东西。”

Schore提出如果父母或治疗师想要能够进行这种右脑沟通，那么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心智结构。在这一点上，他既提到弗洛伊德的建议，即分析师要以“均衡悬浮注意”的姿态来发挥作用，也提到比昂的观点，即有效能的临床工作者必须有能力进入自己的“遐想”，既治疗师情绪调谐能力取决于全然存在的能力——开放和临在当下，而不是先人为主或者保持距离。作者把父母或治疗师的这种心理的接收状态，称为觉察”——是一种从当时的需要中自然萌发出来的反应，特别是包括对于孩子或患者的情感需要。

这种情感调谐反应的重复体验产生了积极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加强了安全的内部工作模型。换句话说，这些体验教会我们如何拥有一个舒服而有效的关系一与自己和自己的情绪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破裂与修复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父母或者治疗师并不需要始终做出完美的调谱：在这一点上、足够好就行了。有实证研究发现，即便是最好的母亲也会平均每19秒就会对婴儿做出一件错事。Stem的“变化过程研究小组”以及一些自体心理学家都一致认为：破裂是关系不可避免的特质，与避免关系出现破裂相比，更重要的是，容忍并修复关系中的破裂。事实上，关系的破裂与修复，调谐失误与重新调谐，这样一系列的变化顺序都是十分重要的互动，而对这些互动的内化则让我们产生信心，那就是相信我们能冰释前嫌一更广义上说，就是相信终会“雨过天晴”，因为痛苦是可以解脱的。

      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依恋关系在其中起到了哪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