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电子伏特
万历十五年一书，是万历年间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上至天子，中至文武官员，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发展到巅峰的旧制度的牺牲品而遭受祸殃。这旧制度的核心便是以抽象的道德准则代替具体的法律准则来管理社会，以儒家道德准则为核心而聚集起来的具有相同思想的文官集团则是帝国的实际掌控者。
具体到个人，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权倾朝野的张居正、和事老申时行、一代名将戚继光、模范官员海瑞，均不是这股文官政治势力的对手。即使能占据一时的上风，终究也会被这股政治势力碾压为尘土，不得善终。
万历十五年是文官制度发展的顶峰，也是文官制度衰落的开始，唯一能终结这旧制度的，便是全新的帝国和全新的帝国运行法则。
权倾朝野张居正
身为首辅，张居正是以文官的代表身份坐镇文渊阁的。
由于他铲除了以高拱为代表的旧势力，辅佐皇帝登基，受到慈圣皇太后的支持，又是以皇帝的老师身份而作为皇帝的最高级顾问常伴左右，又和以冯保为代表的宦官势力达成一致。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张居正在世时，其个人身份地位是凌驾于整个文官集团之上的。所以他可以推行他的种种改革政策，而没有引起文官集团的剧烈反抗，或者说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这种积压的不满情绪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的剧烈反抗情绪得以集中爆发，使张居正生前的种种功绩归于连随着他自己归于尘土。
作为文官集团的代表，张居正何以遭到整个文官集团的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借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严重威胁了文官们的安全感。
制度的产物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关系，以张居正的死亡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张居正生前，由于其强势地位，对文官集团以及万历皇帝均有监视管制的作用，这种相互制衡居中调停的作用使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关系是和谐的。一方面作为张居正的学生，万历皇帝的种种行为都受到张居正的严加指正，鲜有越界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张居正对文官集团的强势地位，文官集团也无法越过首辅而直接对皇帝的行为加以指责，这使得万历皇帝产生了错觉：所有束缚都是来自他的老师兼首辅。这一错觉在日后清算张居正时，更坚定了皇帝惩治的决心。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本以为可以摆脱束缚，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日后他要直接面对文官集团的期望与责难，这些期望与责难显然对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来说，是过于严苛的。但是文官集团所期望的皇帝只是一种职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标志而已。
为何文官集团对皇帝会有这种期望和责难，这就要从本朝立国与治国之本说起：
本朝以道德礼法治国，一切大事小情，均由最高层的抽象道德标准为指导加以解决。即使具体的技术问题，也要上升到道德层面才能加以裁决。这就需要将道德标准即礼法时刻强化于全体人民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而帝王无疑是礼仪强化作用的最有效的示范与展现，所以万历皇帝要不断重复各种繁复的典礼和经筵。这些繁文缛节在实用主义的人眼里，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但是其对道德的强化作用和帝国的稳定运行是极其重要的。皇帝及其帝王家庭都作为天下的表率，必须很好的践行了礼仪道德的标准，才能为四海之内的臣民所敬仰，进而达到全民效仿和切身实践的目的。一旦这些道德标准得到强化，则治国的全部大事小情都可以归结到道德的层面加以解决。省去了逐条制定硬性法律规定的麻烦。
以上是本朝治国的根本法则。而皇帝只是这种治国之道所需要的一个象征而已。其看似权力无边，实则各种行为都被文官集团限制在已有框架之内。更何况万历年间，文官制度已经发展到其顶峰，万历皇帝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整个官僚系统相对抗的，更何况没有了张居正的居中调停。
正因为如此，朱翊钧发现他虽贵为皇帝，但他实际所能掌控的事情则至为微薄，因而在执政后期，他心灰意懒，消极怠工，实际是在用沉默与文官集团进行抗争。
和事老申时行
首辅申时行是以和事老的身份夹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他深知帝国要运行，就必须与文官集团合作，凡事只有符合文官集团所一致的思想道德标准，才能顺利推进下去。凭借多年政治生活经验，他又了解到政治生活的“阴阳”两面性。“阳”为道德礼仪标准，“阴”为利益政治斗争。申时行的政治权术便在于这调和“阴阳”之术。
不幸的是，申时行碰到了一个无法“阴阳调和”的难题--立储。自古王朝，储君立长不立幼，由于万历皇帝对郑贵妃的宠爱，其想要废长立幼的这一想法无疑是与文官集团的“统一思想”相违背的，因而遭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激烈反对。
而申时行依旧采用“调和阴阳”的办法来试图化解矛盾。这在文官集团看来是软弱无能与不识大体的无能表现。对于这一问题申时行调和的结果就是储君迟迟未立和“三王并封”。即使在最后，万历皇帝最终妥协立长子为储君，这依然无法消弭首辅申时行呈现在文官集团内部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在最后，申时行也免不了被文官集团弹劾与罢免的命运。
“古怪”的海瑞
上文提到为官之道有阴有阳。阴面的利益政治斗争在阳面都是以道德礼仪标准的形式呈现的。但是海瑞是一个特例，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没有阴，只有阳。他的所有行动与认知，均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标准，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古怪”的模范官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整个文官集团合作的，因为他与整个文官集团所信奉施行的准则所不符。
海瑞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当然在文官集团看来，他也是极端的不可重用的。被整个文官集团排挤的海瑞，无法在“阳”上被批评弹劾，因此对他的安排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直到海瑞死讯传来，才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松了口气。与文官集团的阴阳哲学所不能融合，是造成海瑞无法施展抱负的最重要因素。
万历十五年，是帝国文官制度发展的顶峰时刻。文官集团是这个大帝国的实际控制者，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施行者，任何与该集团的思想和利益所不能达成一致的个人或团体，均被该政治团体所吞噬摧毁。然而，“欲使其亡，必使其狂”，在文官集团疯狂操纵控制帝国时，其不知一个新生力量早已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