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统治的推翻导致了男子留辫习俗的革除；女子裹脚习俗的劝禁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和解放；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引起了称呼、礼节、服饰等的巨大变化。由于辛亥革命等因素的推动,民族经济在民国初年步入了“黄金时代”。
女子不缠足运动
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说法不一。一说始于商代：《古今事物考》谓“妲己狐精也，犹未变足，以帛束之，宫中效焉”；一说始于六朝：《齐本纪下》载，南齐东昏侯继位后宠爱贵妃潘氏，“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也’”；一说始于五代：《道山新闻》载，南唐后主李煜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令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缠足起源虽无明确的时间界线，但小脚美作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先在宫廷和上层妇女中流行，北宋后逐渐扩展到下层妇女，到明清已社会化。
缠足，必须活生生将龀齿未易的幼女的脚裹紧，使之骨节折断，皮肉溃脱疮疡，脓血狼藉，令人痛彻心骨，不寒而栗。
清朝入关之初，因满人不喜汉人习俗，试图改变缠足积习。顺治十七年（1660年），律有明条：“有缠足者，罪其父或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三年（1664年），又明文规定禁止女子缠足，“凡违者均要枷责流徙，十家之长及乡里长官皆要治罪”。因缠足这一陋习在汉人中已根深蒂固，这一规定实际并未执行。康熙七年（1668年），礼部奏请废罢禁令，缠足之风又公开合法流行。太平天国也曾禁止妇女缠足，收到一定成效，可惜因其失败而告终。
中国近代第一个反缠足的组织是光绪五年（1879年）由厦门伦敦传教会麦高温牧师建立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厦门召开一个反缠足会议，参加者有60多名妇女，大部分为下层的劳动妇女。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反缠足的团体，命名为“天足会”，入会的妇女不得缠足。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最初名为《教会新报》）对此事有详细报道，而后又发表了《戒缠足论》、《裹足伤仁》、《革裹足敝俗论》、《裹足论》、《劝戒缠足论》等一系列有关文章，指出缠足是“自伤肢体”，“无故而加以荆刖之刑”，“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旁观之人每为伤心，其父母反铁石心肠，绝无恻隐。呜呼！残忍若是。”“其为伤生理、恣荼毒、造永劫，盖莫此之为甚也。”并认为缠足对下层劳动妇女的生计影响尤为严重。这些文章影响甚广，康有为读了《万国公报》的这些文章后，开始在广东组织“不缠足会”。
光绪十五年（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撰文劝人放足。他说：“机器纺纱布局司机者，一人掌管数机，须终日直立奔走，缠足者不能为也；机器缫丝局其司盆者，亦须久立，缠足者亦不便。”他从解放妇女劳力的角度，极力主张禁止妇女缠足。但他的主张也未能广泛推行，仅限于少数缙绅之家。
维新时期，南方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戒缠足运动开始形成。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8日），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梁启超、邹代钧、毕永年、蔡钟、樊锥、罗棠、刘通典、曾广榜、易鼐、杨毓麟等为革除缠足恶俗，在长沙《湘报》馆内成立湖南不缠足总会，并担任董事，颁发《湖南不缠足简明章程》。按察使黄遵宪等官员还通谕各府、厅、州、县，指出缠足的害处是“废天理，反人伦，削人权，衰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劝禁幼女缠足。同时，为解决放足者通婚之难，“不致以缠足之故为世俗所弃”，制订《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规定“凡入会者互通婚姻，除会外人亦系不缠足者仍通婚外，余不得与通婚姻”，提倡“婚姻不限远近，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订婚之聘礼力求节约，女家不得向男家索取聘礼，男家亦不得嫌妇家嫁奁不厚”，婚仪“择其简便者用之”，并指出“凡入会者应出资随地倡立女学”，使妇女文化上得到提高。据《湘报》陆续刊出的不缠足题名录及捐资名单的不完全统计，湖南全省列名者达1300余人。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不到两月，先后有长沙、善化、浏阳、湘潭、湘乡、桃源、湘阴、巴陵（岳阳）、衡阳、郴州、邵阳、慈利、新宁、平江、安乡、龙山、东安等20多个县开展不缠足运动。宝庆（今邵阳）府、新化、善化、衡山、湘乡等县相继成立不缠足分会。仅新化乐从者达数千户。各分会仿效省不缠足会章程制订新条例。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的一系列变法奏折中就有《请禁妇女裹足折》，痛斥道：“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希望光绪帝“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以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废缠足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同意令各省督抚推行，但还未及具体实施，戊戌政变发生，慈禧训政，各种“不缠足会”被迫解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谕劝戒缠足，并将不缠足的要求写进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学堂章程。各地不缠足运动开始复兴。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此后，城市妇女带头剪发放足，农村激进女青年说服父母踊跃剪发放足，“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如湖南益阳、双峰、沅江、平江、临澧等县都建立了天足会等组织，平江县在南江召开了一次天足会，到会男女群众各500余人。爱国知识分子凌容志还编出《放脚歌》，歌词云：“莫包脚，莫包脚，包脚可怜又可恶。包脚婆，脚力软，走路几里喊哎哟。或遇兵，或遇盗，有脚难走没奈何。放了脚，好活泼，做事走路多快乐。”平江启明女校还把放脚作为入学条件载入章程。双峰县葛兰英（后改名葛健豪）自己带头剪发，支持女儿蔡畅不缠足。民国四年（1915年），她在双峰创办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号召学生留短发，不缠足。在她们母女影响下，双峰女子多不缠足。
身份等级制度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清代，皇帝是最高等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器都作为皇帝一个人的办事机构而存在。皇帝的名字必须避讳，自称“朕”，发布的命令称“圣旨”、“制”、“诏”、“诰”、“敕”等。皇帝的权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礼仪、严厉的刑罚加以维护。慈禧太后当政时，她所享有的权威和地位，都是由帝位派生而来的。
宗室贵族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等级。皇帝的本系亲属称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称为“觉罗”。宗室、觉罗犯罪，非皇帝特批，不处死刑，而以下等级者稍有犯，即可能招致重刑乃至死刑。同属这一等级的还有曲阜孔家的“衍圣公”一支。
缙绅等级。主要有现任官员、非现任官员和“封赠官”三类。所谓非现任官员包括因父母去世守孝而离职的官员，候补待任的官员、因老病退职的官员等，“封赠官”包括子孙当官而得封诰者、捐买职衔者及包括上述人员的诰命妻子等。在法律上，诉讼时缙绅不须出庭，不受逮问和刑罚。在赋税方面，缙绅有优免权。缙绅因官秩高低，享有的特权又有所差异。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官员，准送一子入监读书，称为“荫监”。
宗室贵族、缙绅对皇帝而言，都属“臣”的范畴，而对于民众而言，则属“官”的范畴。
绅衿等级。指有功名而未仕的“士”，主要指生员（秀才）和举人。诉讼时绅衿一般不受拘押，轻罪允许纳赎，服刑方式也有所宽待。在赋役方面也享有优免权。“士为四民之首”，绅衿虽享有一定特权，但他们在与凡人发生刑事案件时，并无明文规定他们可享有较高的地位，所以仍属“民”的范畴。
凡人等级。上述等级之外，没有因服役、出雇、恩养等发生社会性人身依附关系的人都属于这一等级。因此，这一等级人数最多，在户籍上，通常编入民、军、商、灶。他们对于贱民而言，属于“良”民范畴。
贱民等级。明清时代，属于贱民等级者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户籍编为“贱籍”者，如广东的疍户（船户）、浙江的九姓渔户、陕西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等。雍正帝在位时，除贱为良，这些贱籍先后取消，改业四代后允许应考出仕。第二类是奴婢、奴仆、佃仆等，他们与主人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户籍也挂在主人的户籍上，没有人身自由。第三类是因服“贱”役而沦为贱民。在清代被视为“贱役”的，一是在衙门从事体力劳动或供差遣奔走效力者，如差役、隶卒等，一是为主人生活、娱乐服务的劳动，如在主人家中从事家内劳动的厨师、褓姆等，或出卖劳力的轿夫、卖笑的优伶等。属于贱民等级者，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在法律上与凡人以上的等级相当不平等。
人们身份等级地位，不仅通过法律、社会地位体现出来，并且表现在服饰、礼节、居屋、消费等各个方面。如商周时代使用青铜器，就有严格的礼制规定。《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从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在专制时代奉行不衰。
如服饰等色彩，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宗室以系金黄色带为标识，觉罗以系红色带为标识。隋唐及宋代，紫、朱、绿、青四色只有官员才能服用，清代奴仆、优伶、皂隶等不得用石青色衣服。衣服的质料、花纹也有严格规定，清代五品官以下不得用蟒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庶民男女不得用金绣，妇人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奴仆、皂隶不许用绸缎等布料和上等皮料。清代的帽子，只有绅衿以上等级才可以用帽顶。妇女首饰，民间妇女只许用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其余只准用银，如违制，家长要照律治罪，饰物入官。
在房舍及陈设方面，清制，一、二品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平民历来厅房不得过三间，门只一间或无。梁栋、斗拱、檐角，只有品官才能加以彩绘。屋内的陈设和用具也有严格规定。如军民僧道人等器物都不得用金或描金。如果发生违制，不仅主人要照律治罪，还要追究工匠的责任。
出行代步方面。用轿大小、马匹多少、伞盖色彩、仪仗人数等，都有严格规定。平民不论贫富，不得使用仪仗引路开道。平民用的雨伞也只许用油纸的，禁用油绢的。在路上相遇，也必须遵过等级贱者让避等级高者，民见官、小官见大官而不避道是绝对不允许的。
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身份等级的差异，对各个身份等级的生活方式都有非常细致和严格的法律规定。辛亥革命以后身份等级制度废除以后，与之相关种种限制也相应地废除了。这是民国初年社会习俗发生重大变化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