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失踪了。事情姑且盖棺定论。
不过，不是那种在失踪前后都不难从各个角落中嗅出阴谋与人工气味的结果性产物。倘若如此，事情想必要顺利得多。这么一来，警方该理所应当地调动充沛的警力，各大报刊甚至杂志社也势必争前恐后地报道，董事长的照片登在晚间新闻中。“这世道究竟还要怎么样？”多半会有解开上三颗衬衫扣子的企业中下层职员如此不悦地说道。妻子在隔桌对于他用筷子像敲击横陈在空气中的透明板以试探其坚固度一样的动作不予理睬，只是默默进食，抱怨声消失去了哪里，使人联想到缓缓渗入沙漠深处的水源。最终，董事长的失踪，或被官方定性为绑架的这一社会现象，也将深深地渗入进时间的某个坐标之中。
从离远些的地方看去董事长失踪前后的各个横截面，（我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不拥有独立办公室，吸烟只能乘坐电梯从八楼下至一楼的吸烟室，连董事长的名字也未曾听闻）找不到一条有某种意志存于其中的迹象。董事长失踪了，我先是通过电话得知了此消息，又听同事不温不火地提及几次，董事长失踪刻下的痕迹一点点地如氧化般在人们的观念中加深了几度。但若问起具体些的信息，则无人知晓。我们也好，上层也好。不过，可以明确的是目前没有任何人从他的失踪中获利。继任董事长的人选仍未公布，数据层面也没有竞争公司为此受益。警察按兵不动，不知是困于线索匮乏亦或干脆对此事一无所知。
董事长失踪了，仅此而已。
这样一来，事件便得以从法律的吸附中滑落，又通过某条隐蔽曲折的通道与我连接在一起。简直像有谁站在山顶掷出一记被风吹离轨道的回旋镖。回旋镖没能回到应回的场所，我恰好立在那里，失去控制的钝角形木块痛击在午休时间正享用牛奶咖啡的我的后脑上。所以，我暂且将其理解为性质问题。
身居社会阶层高位的中年（此为想象）企业首脑竟沦落到通常由女高中生或杖朝老者主演的民事案件中，在那里没有丝毫与其身份属性相合的东西存在，光溜溜的。这难免给人一种略带滑稽的错位感。但滑稽与否云云还是取决于距离。换而言之，作为置身于那个距离的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仅仅只有以失真音质悠扬流淌出蓝色多瑙河的粉色冰淇淋车的前保险杠。
电话响起是在凌晨三点。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有圣诞节，圣诞节的前一天有公司的休假，一场下了整整一周的雪停在圣诞节当天的凌晨三点，电话挑在那个时候打来。那头先是确认了我的名字，随后言简意赅：“董事长失踪了，不去找的话，你这家伙就完蛋了！”两人陷入进一段冗长的沉默。唯有时钟兀自以仿佛意图将此处凝固的时间及滞重的黑暗凿碎为目的敲出“啪嗒啪嗒”声。我刚睡得太沉，这时仍半只脚处于刚刚那场又沉又黏的梦中。不免沦为时钟凿锤下的一员。四击过后，我多少返回一点，打了个哈欠，可还是没办法好好地把握住那头说的话。较之有人在凌晨三点打来电话这一行为，我更摸不着头脑的是那头想要传达给我的内容。一道生殖隔阂般的墙横亘在我与试图融入我自身的信息之间。然而，电话机的确是响了，接通后从中流淌出的也的确是能震颤我所处的现实性空间中空气的声音，发音标准，吐字清晰。语法结构概无问题。且道出的也诚然是我的名字，绝无重名的可能。现实仿佛在某个足以躲避掉所有人察觉的角落狡猾地错了位。
那头仍保持着与我同步的沉默，硬邦邦的死寂。透露出一股得不到答复便绝不让步的决绝态度。我将听筒换了只手贴在耳朵上踌躇片刻，还是选择不予理睬，将听筒放回机架。扣子一旦开始扣错了扣眼，往下则势必乱作一团。是的，那时的我是怀揣着将扣子扣入正确的扣眼为理念扣合了电话。无论谁都会这么做，任凭谁也无法指责。电话机扣回机架，干涩的塑料吻合声在黑暗上激荡起几米远的波纹，俄尔重归风平浪静。我回到房间，想钻回刚刚那场梦中。
圣诞节的左边是公司的休假，右边是我的三十岁生日，电话挑在圣诞节当天的凌晨三点打来。在那之后，我持续了一百六十八个小时的失眠。换而言之，我被困在了二十九岁之中整整七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