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2岁半的我跟随母亲第一次进藏，来到海拔4380米的边防团团部看望父亲，父亲当时是团参谋长。
刚到边防团，剧烈的高原反应就让我得了肺炎，进而引发肺水肿，高烧不退，半夜我突发惊厥，浑身抽搐。父母亲赶紧把我送到团部卫生所急救。
当时边防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卫生所的医护人员用尽各种手段，也没能让我退烧。当我的体温升至40度时，卫生所长把我抱到自来水管下直接用冷水冲我的头，给我实施紧急物理降温。
由于我长时间发高烧和几次发生惊厥，卫生所的医生担心引发脑膜炎，会诊后决定对我实施脊髓穿刺手术，以便化验诊断。卫生所所长把会诊结果告知母亲后，母亲坚决不同意对只有2岁半的我实施脊髓穿刺手术，担心会对我的脊髓造成损伤。
卫生所经过商量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手段，我在医院输了整整16天的液体，病情才有所好转。
当时，卫生所的医生很担心这次病情会影响我的大脑发育，进而影响智力。父母亲一度也十分担心我的智力发育，经常为当初把不满3岁的我带到西藏的决定懊悔不已。
万幸的是，从我上学和工作以后的情况看，小时候这场性命攸关的大病并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尽管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西藏上的，但回到内地以后，我还是顺利的考取了211重点大学的本科和985院校的研究生，而且超强的记忆力始终是我学习和工作期间的显著标签，以至于战友们给我起的绰号都是“活百度”。
上个世纪边防的医疗条件很差，对边防军人的孩子来说，每一次进藏都是一次风险极高的生命之旅。我无疑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我这般幸运。
数年以后，父亲已经到另一个边防团任团长，团部小车班的贺叔叔是当时团里公认驾驶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为人谦虚谨慎，服务热情周到，又一表人才，深得团领导的信任和器重，家属们也是交口称赞。
他的女儿小名叫星星，也是三岁的时候，贺叔叔的爱人带着她进藏探亲。
贺叔叔和她爱人都是四川人，真可谓郎才女貌，小星星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不仅长得明目皓齿、娇俏可爱，而且乖巧懂事，十分讨人喜欢。一到团部就成了大家争先目睹、哄逗的“小明星”。
到了冬天，小星星跟我当年一样因重感冒引发肺炎，在团卫生队治疗了好几天都不见好转。慎重起见，团里专门派了一辆进口三菱越野车把孩子转往分区医院治疗。
车走到半路，星星高烧超过40度，已经昏迷不醒。贺叔叔和他爱人当机立断，把车开到隆子县人民医院急救，诊断为急性肺水肿。
尽管隆子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星星终因严重的肺部感染，永远的闭上了她明亮的眼睛，长眠在了雪域高原。
星星的夭折成了贺叔叔夫妇心中永远的痛，痛失爱女让他们悲痛欲绝，情绪抑郁，相互抱怨，争吵不断，感情的裂痕越来越深，几年之后他们俩也劳燕分飞。
父母亲每每提及此事都唏嘘不已，禁不住扼腕叹息。
生命是十分宝贵的，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但它在大自然面前又是如此脆弱。
这就是西藏，这就是边防。高海拔，低氧量，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信息不畅，气候多变，灾害频繁，被科学家们称为“生命禁区”、“死亡雪域”的地方。驻藏的边防官兵和官兵家属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一待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多少官兵和官兵家属就因为那个像死神一般存在的高原反应永远地长眠在了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