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含烟
时间进入七月，毕业生陆陆续续都离开了。老师们忍不住感叹：“有些学生来的时候就有疫情，如今他们都毕业了，疫情还没结束！”没错，2019级和2020级的部分硕士已经毕业离校了，本科生也即将走上实习岗位，他们从进校就开始期待的“敦煌之旅”看来似乎是彻底“黄”了！
当学生们满怀期待地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敦煌？”我只能如实告诉他们：“这个暂时还没有准信儿，得根据学校的疫情防控政策决定！”每一次，看着学生眼中渴望的光亮因为失望而逐渐暗淡下去，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初访敦煌的点点滴滴和行走在莫高窟的细枝末节。
2009年七月，我第一次踏上敦煌这片土地。那时候，我和今天的学生们一样，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期待和向往。而在我心里种下这颗种子的源头，则是高二那年阅读的余秋雨的著作——《文化苦旅》。当时，因为怀着对王圆箓道士的恨和好奇，进入莫高窟景区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道士塔。
然而，当我真正站在王圆箓的那座塔前时，那些恨意突然就释然了。王道士所处的年代，普通人生存尚且不易，又何谈理想信念？身处和平时代的我如今想得最多的也是怎样合理地“躺平”和“摆烂”，又有什么资格指责生活在那样不堪的时代中的王道士没有保护好敦煌遗书呢？
莫高窟中被贩卖的敦煌遗书主要出自第17号洞窟，我有幸进入参观过，甚至还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只是当年的手机像素实在有限，要不是因为曾经游走其间，单看照片还真不一定能认出这是哪里。可惜当时电脑并不普及，且后来那个手机似乎也被偷了，那张照片终究是丢了。
那日，在多方努力下，原本只能参观一上午的我们被破格允许可以参观一整天。于是，一百多位师生席地而坐，一边分享着各自带来的小零食，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尚不流行的年代，也是师生之间还可以坦诚相待的岁月，那样的“自由”我至今魂牵梦萦。
如今，敦煌学显然已经是一门显学了，在学术圈中都颇有影响。那些被王道士卖掉的文书，正在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中安然展出，如果国内的学者有查阅需求，基本都能被满足；而留在国内的部分残卷，我反倒不晓得具体存在哪里，不可思议的却是，国内的敦煌遗书查阅起来也极为不易。
去年夏天，我当时所在的研究院斥资近十万购买了一套英藏敦煌文献的影印本。整整五十本比A3纸还大的精装书，我一本本摸过的时候莫名觉得亲切，彷佛我们终于迎回了旅居海外的游子。同样，在一众学人的埋头数年的努力下，参观莫高窟也可以依托数字敦煌，甚至更清晰美观。
此刻，当我拿起再版过的《文化苦旅》（更名为《山河之书》）重读其中的《道士塔》和《莫高窟》时，早已没有了年少时情绪激昂的恨意，更多的是对于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的悲悯，以及对今日学界诸位奋发图强的钦佩……我们总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可以在全世界！
